在阿舍特书局

一八六二年二月一日，沉浸在可怕的饥饿之中的左拉算是得救了。经过左拉父亲的一个朋友——布德医学博士的推荐，左拉跨进阿舍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大门。在这儿，他找到一份杂务性的工作。

虽然，他的差使不过是充当事务科里的一名下级职员，干的是钉箱、打包、搬运一类的重活，每月薪金也只有一百法郎，但比之先前捉麻雀充饥的境遇，真可谓“小康生活”了。尽管昔日自由闲荡的惆怅，不免使他伤感； 可是野心却鼓励他振作起来，他想写作，想成功，想做一个文艺上的革新者。在工作之余，他便入手写些小故事，那是一些牧歌式的短篇之作，小巧玲珑， 充满俏皮荒诞的情趣，还略带几分诗意。事实上，左拉并没有多少革新创造， 仅仅是缪塞作品的仿制品而已。这些短篇，后来集成数册，标记着左拉青年时代文学创作的足迹。

有一天，左拉把新近创作的《恋爱喜剧》的书稿，放在书店老板阿舍特先生的办公桌上，有意让他看看，其目的在于试探一下，能否在这儿出版。这部诗集包括三首长诗：《若多弗》、《游空者》、《鲍俄罗》，誊抄在稿纸上厚厚一大叠。第二天，书局老板果然派人来叫左拉，左拉信步走到老板跟前。阿舍特先生是一位有眼力的书商，待人和蔼，但工于心计。他之所以要找左拉面谈，并不想出左拉的书，而是要用左拉这个人。阿舍特先生向左拉说明，诗稿已经拜读，但本店不宜出版这类诗作，奉劝作者舍弃作诗，而去从事小说的创作。他引证巴尔扎克的话说：“文学就像所代表的社会一样， 具有不同的年龄：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现在的读者喜爱的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接着，阿舍特老板话题一转，对左拉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当场宣布提升左拉为广告科科长，月薪也随之增加一倍。顿时，左拉受宠若惊，喜形于色。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试探的行动已取得预期的效果，诗稿虽未有出路，但他的艺术才华却被老板发现了。从此，他的地位高升，经济上也不再那么贫困了。

不久，在爱克斯的学友巴伊和赛尚相继来到巴黎。昔日的友情顿时萌发， 左拉高兴极了。他决定撰写一部小说，命名为《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他叙述一个颇为风趣的故事：克罗德是个画家，穷得雇不起模特儿，朋友桑多兹就主动替他作模特儿，不动声色地站在画室里，老老实实地站立几个钟头， 尽心尽意地为画家效劳，周围的人们都以为他变成化石了。左拉把自己心爱的两位好友全部写进书里，但这样做，只是想以朋友的事件为素材，不是搬抄真情实事，更不愿将自己的事写进书稿。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左拉分别杜撰成别的名字。其实，书中的克罗德就是赛尚，桑多兹就是左拉，杜比就是巴伊。

自从巴伊和赛尚来巴黎后，左拉不再感到孤独寂寞。赛尚把左拉介绍给一些青年画家，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成名，但同龄人相处，自有长处，谈话投机，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这正是相互启发、学习的好时机。左拉决定每星期四晚上在自己的斗室里招待朋友，或研讨文学艺术，或回忆往事，或展望未来。这时，巴伊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当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他给左拉提供了一些科学知识；赛尚成为画家，他的艺术见解，也开拓了左拉的视野； 左拉的诗才文笔，又使同伴们叹服。每当星期四晚上，他们总是尽兴地谈到深夜。

有一次，书局老板约请左拉为《青年杂志》撰写短篇故事，左拉随即应诺。可是当他把《穷人的姐妹》一稿撰成送给杂志编辑部时，杂志编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富有革命性了，以不适宜于刊物的口味为理由而拒绝发稿。左拉对此并不介意，这样一点小波折，怎能阻碍他前进的步伐呢？因为当时左拉已经有了转机，他的广告科长的职务，使他在作家和编辑之间取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他接近了思想界和批评界的权威，结识出版家，并开始用“左拉”署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这时，左拉完成了中篇小说集《给妮农的故事》，一八六四年十月，此书在赫治——克拉罗瓦书店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写得很优美，略带讽刺滑稽的趣味，其中含有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十七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讽刺艺术的特色，间或穿插着作者对普罗旺斯爱克斯城童年生活的回忆。先前被编辑老爷退回的《穷人的姐妹》，也收入其间，成为这本小说集中的一个名篇。

历经数年奋斗，左拉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标志着左拉创作生活的真正开端。

接着，左拉放弃作诗，执意专门写小说；他从自己取得的初步胜利中， 鼓起勇气，增强信心；他对自己下了命令：“写出作品来！写出作品来！！ 写出作品来！！！”这三道命令，一道比一道有力，那就是要快写；这“作品”不应该是短篇，而是长篇巨著；他应该很快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

一八六五年，左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果然问世了，这就是《柯劳德的忏悔》。这部小说既为他争得了声誉，赢得广泛的读者，但又引起官方的指责， 给左拉带来一些危害。

从小说的情节上看，《柯劳德的忏悔》实质上是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仿制品，主要描述一个放荡的女人因失足而堕落，直至出卖自己的色相和灵魂，后来她又忏悔省悟，赎回她的罪孽；另有一名中学毕业的青年男子，混迹于塞纳河左岸贫穷的拉丁区，住在破败的公寓里，过着寒酸、惨淡的生活。冷酷的现实欺压他，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腐蚀他，终于使他心醉神迷，白暴自弃，走上堕落的道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透过浪漫的情节， 开始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罪恶，初步显示出作者洞察现实、再现生活的独特才华，这应该说是左拉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但这部小说一出来，就遭到批评家的猛烈攻击，认定小说中的某些赤裸裸的细节描写有伤风化。巴黎的警察局长、内政部长闻风而动，视之为洪水猛兽，立即提请司法机关对这部作品严加注意。帝国的检察官奉命作出书面报告，指控“该作者所著书内数处专以分析可耻的情欲为乐”，顿时围剿之声四起。由于左拉的描写尚不能构成法定的罪名，不能据此对作者加以逮捕；不过警察局已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反动当局虽然抓不到确凿的把柄，却又节外生枝，指责左拉曾在一张共和派主办的小报《劳动》上发表诗作，这张报纸已于一八六二年三月被法庭判决查封了；而且，当局还怀疑左拉与《进步杂志》的创办人，以及一八六二年因“胆大妄为”罪名而追缉或判刑过的一些青年人继续保持联系。于是，反动当局就下令搜查左拉在阿舍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办公室。书局老板不免害怕起来，惟恐书业受其缧绁。因此，左拉不得不在一八六六年离开了阿舍特书局。

在阿舍特书局的五个年头，左拉是有收获的。经济上摆脱了贫困，不再为面包而忧愁；思想上扩大视野，经受了锻炼；他开始探索缪塞的浪漫风格，

福楼拜的写实精神和泰纳的实证哲学；在文学创作上，他崭露头角，笔锋所向，震撼朝野，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生涯练出一副刚劲犀利的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