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聚餐会

一八七○年，左拉开始实施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计划，动笔撰写其中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当这部小说在《世纪报》上连载发表时，普法战争爆发了。

他这时刚满三十岁，按照当年法国的兵役法，他还得应征服役，但由于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又系寡妇的独生子，所以没有被应征入伍。这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同恋爱六年之久的麦丽小姐结婚。亚力山大德丽·佳碧叶·麦丽小姐比左拉大一岁，她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巴黎，自幼体质羸弱， 婚后多病，医生叫她到法国南方去休养一段时间。左拉遵从医嘱，也出于对爱妻的感情，就陪伴他的母亲和妻子一道到马赛居住。原先打算不久即可返回巴黎，可是当时巴黎已被普鲁士军队围攻，兵临城下，战事频繁，他欲走也不成，只得暂时留居马赛。

有一次，左拉到《南方消息报》社拜访经理阿诺先生。主客对坐，说话投机，左拉对办报纸也颇感兴味，但苦于没有经费，阿诺先生随即慷慨解囊， 应诺资助。不久，左拉果真在那里办起一张小报，命名为《马赛报》。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虽然左拉做过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过不少评论和创作，但对于办报还是一窍不通。在几个星期中，这份卖一个苏一份的小报，面临着当地几张大报的激烈竞争。左拉虽有勇气，却缺乏消息来源，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马赛报》不久被迫关门停刊。这次失利，再度使左拉的生活陷入困境。为此，他执意要寻求一个职业，聊供生存之需。

当时，普法战争正处于决战的时刻，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中遭受惨败， 跪地投降，成了俘虏，法国民心大挫。巴黎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主持内外政务。正巧左拉曾认识临时国防政府的委员格勒·彼若万先生。这年十二月， 左拉赶到彼若万的老家波尔多城。尔后，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到那里会合，经过多次说情，彼若万先生暂时收留他作秘书，并答应日后再设法介绍给雷芒·罗理叶先生，请他为左拉谋一席有点地位的工作。这个诺言一直拖到一八七一年三月才实现。这时，罗理叶任命左拉为加斯德·沙尔阿冉城的县长， 但左拉并不曾去就职。这次任命，也未见于《政府公报》，只是在本省的年鉴上还能查到。

普法战争结束后，左拉回到巴黎。一方面，他给马赛的《海岸通信报》撰稿，另一方面又担任巴黎《钟报》驻国民议会通讯记者。一八七一年二月， 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左拉跟到凡尔赛，继续作《钟报》的通讯记者，发表一些国民议会的记录性文稿，并在该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作《贪欲的角逐》。这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左拉没有能站在起义者一边，支持武装革命。当《钟报》奉命停刊后，左拉又回到巴黎，静悄悄地躲在蒙马特贫民区里，埋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经常因遭文坛冷箭的攻击，舆论的敌视，政局的骚扰动乱而苦恼，订是他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灵感和兴致也特别旺盛，从不间断地致力于写作。

早在一八六八年，左拉曾对龚古尔兄弟说，他希望有一家书店，能出三万法郎来买他的六年时间，让他专心致志从事《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可是等待了三年，这样的书店一直没有找到。有一天，左拉在大街上漫步， 无意之中遇见一位颇有胆量的青年出版家，这就是乔治·夏尔邦杰。在交谈

中，双方志趣相投，一拍即合，青年出版家表示愿意将他的书店大门专为左拉而开，不论成功与失败，愿与左拉一同去冒险。处于危难之中的左拉，能遇上这样一位有胆识、颇大方的出版界的青年朋友，深感荣幸之至。他决定请这位青年出版家买回《卢贡·马卡尔家族》已出版的头两册的版权，重新订立合同。接着，左拉的新作就在夏尔邦杰的积极支持下，一本又一本地与读者见面了。出版界的这盏绿灯，为左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对于左拉的书籍，批评界起初持以缄默，不加评论，显然这是轻蔑的表现，然而其作用也不亚于捧场，因为左拉的小说已经自由地畅通无阻地落在读者的手中。

一八七二年初，爱弥尔·左拉在福楼拜的家里认识了屠格涅夫。那时， 屠格涅夫已经成了俄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他的名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连珠炮似地接连问世。从六十年代开始，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号称“花都”的法国巴黎，更是屠格涅夫最喜欢逗留的胜地。左拉慕名相见，一见如故，自此交往甚密。在屠格涅夫的推荐下，左拉担任了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的《欧洲消息杂志》的特约通讯员， 左拉撰写的文章，不论是通讯、评论，还是文艺创作，都以“巴黎来信”为题发表，历时六年，共发表文章六十三篇。左拉每次将稿件寄到俄国，屠格涅夫就去敦促及时发表；文章刊用了，屠格涅夫就发信查问，有否少寄或漏寄稿酬。左拉在《欧洲消息杂志》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也曾在俄国引起不少争执，以致使杂志编辑部不得不出来声明，说明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左拉的理论和观点。每当遇上这类麻烦事时，屠格涅夫总是利用自己的声誉，为挚友左拉讲一席公正话。足见，左拉与屠格涅夫友谊之真挚，关系之密切，已达到肝胆相照的程度。

从一八七四年开始，左拉常常在每星期四晚上，喜欢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聚谈，其中有五位是常客：屠格涅夫、福楼拜、都德、爱德蒙·龚古尔，还有东道主左拉。这五位同时代的文学家，有了交情，畅所欲言，各人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展开讨论，有时，也诵读他们写成的作品。这种沙龙式的聚会，文学史上被誉称为“五人聚餐会”。

在“五人聚餐会”的成员中，小说家福楼拜可谓是长辈，也是左拉的挚友。从左拉步入文坛之日起，遭到文痞的明枪暗箭，数不尽计，惟有福楼拜从未讲过一句贬斥左拉的不逊之言。对此，左拉是铭记心头的，他对福楼拜也钦佩备至。左拉常常把自己的失意和希望都告诉他，福楼拜总是耐心细听， 帮他拨开迷雾，展望美好的未来。有时，福搂拜还写信给左拉，提醒左拉不要忘却：“明天，你便是一位小说家。”

在法国文坛上，福楼拜是一位宁缺毋滥、刻意求工的小说家。他一生只写了五部半小说，却夜以继日地整整花了二十五年时间，可见其写作态度之严谨。福楼拜从来不相信诗人的灵感，他告诉左拉：“天才即是耐心”，“难产和涂改正是小说家天才的标志”。他奉劝左拉不要因挫折而灰心。在福楼拜的引导和启迪下，左拉感到自已能被这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所器重和鼓励，是莫大的欣幸。自此，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毅力更强，信心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