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第二个时期（1601—1608 年）

如果说莎士比亚在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写喜剧与历史剧为主的话，则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则以写悲剧为主。这一时期他共写了七部悲剧、四部喜剧和一些十四行诗，数量只有前一时期之半，却极为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一时期思想和艺术都更加成熟了，而且他毕生最重要的四部悲剧（即所谓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都创作于这一时期，成为他的永垂不朽的传世佳作。

这一时期，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逝世（1603）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上各种矛盾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解体，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王权与教会、王权与国会都有巨大矛盾。英国贵族强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①愈演愈烈，农民愈益贫困，大批悲苦无告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流浪各地，甚至死于沟壑。和此成为尖锐对照的是，封建贵族穷奢极侈、强取豪夺，过着极其荒淫腐化的生活，他们互相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民群众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社会上各种罪恶丑行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使莎士比亚更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黑暗现实。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丑恶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此情况下，莎翁以他的洞察秋毫的锐利眼光，思想上的深刻感受和艺术上愈加成熟的一支生花妙笔，写出了一系列震撼人们灵魂的悲剧。

限于篇幅，而且这本小书的任务也不是专门从理论上探讨莎士比亚的悲

① “圈地运动”，指十五世纪开始，英国贵族用暴力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前后进行了三百多年。十五世纪末，由于毛纺织业的兴起，英国新兴贵族需要牧场养羊，乃用栅栏及沟渠圈占了农民大片土地，改为牧场。此运动愈演愈烈，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玛斯·莫尔（1478— 1535 年）曾在其名著《乌托邦》中把此比喻为“羊吃人”。

剧，因此我们不想全面论述莎士比亚的悲剧观。然而，了解一些莎翁悲剧的一般特点对读者阅读这些悲剧还是甚有帮助的。莎士比亚认为悲剧必须具备下面三个特点：（1）它必须以英雄人物的死亡而结束。莎翁的所有悲剧（第一个时期写了三部悲剧，第二个时期写了七部悲剧，总共十部悲剧），无一不是以悲剧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的。这主要是受他的同时代人和先行者、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两个著名悲剧诗人托玛斯·恺得（1558？—1594？）和克里斯多弗尔·马洛（1564—1593 ）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人们对悲剧的看法与后来人不同而来。文艺复兴时期，像莎土比亚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必须以主人公的灾难性结局而结束，而死亡是一个人最大的灾难，因此悲剧就必须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告终。近代和现代的悲剧就不是这样，悲剧主人公可以死亡，也可以不死亡，重要的不仅在于悲剧主人公个人的遭遇，而更在于悲剧表现的矛盾的深度，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主人公虽然死了，令人心痛（只有《麦克白》一剧是例外，麦克白之死是由于他本人犯了杀害贤明君主、屠杀无辜臣民之滔天大罪，其死亡是罪有应得），但悲剧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理想却胜利了，使人感到前途光明。悲剧主人公之死给人以悲壮感，而不是单纯的悲哀，当然更不是悲观。例如，在《哈姆莱特》一剧里，主人公哈姆莱特死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带领大军来到，宣布丹麦恢复正常秩序；在《李尔王》里，李尔死了，忠于他的臣子奥本尼公爵、肯特伯爵和爱德伽齐心合力，重整国家；在

《奥赛罗》里，过于善良、受阴谋家伊阿古欺骗和挑拨、错杀了自己妻子的奥赛罗认识了自己所犯的可怕错误后，为了惩罚自己，以剑自杀了，他的副将凯西奥马上接任处理军政事务，并逮捕了恶棍伊阿古，即将对伊处以严刑；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这一对情人相继死去，罗马三个执政者之一的凯撒大将把二人合葬一墓，使他们永不分离。总之，使人看到尽管悲剧中的主人公付出了惨重代价，牺牲了自己生命，却是前途光明，给人以安慰和鼓舞。（2）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贵族。这一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由于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而来，同时也由于受了古代希腊、罗马悲剧影响所致。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瘟疫多、疾病多、人民群众贫困不堪，加上战乱频仍，劳动人民的生命是不值钱的。例如，一三四九年起几年中，发生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所谓“黑死病”（即鼠疫），单是拿英格兰来说，死亡人数就达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二。在此情况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有谁重视呢？还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① 开始，经过希腊著名文艺理论大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从理论上总结②，一直到古罗马悲剧，人们从来认为只有落在帝王和贵族男女身上的灾难才能写成悲剧，劳动人民的灾难不能成为悲剧的题材。这一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使得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无一不是帝王、王后或其他贵族男女。

（ 3）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由自己负责（《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是个例外，这在下面要另外谈及）。麦克白犯了弑君之罪，谋杀了贤明

① 希腊三大悲剧家是：爱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 前 456），著有《被缚着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王》、

《七将攻忒拜》、《波斯人》等悲剧；索福克勒斯（前 496— 前 406），著有《俄狄浦斯王》、《安蒂戈妮》筹悲剧；欧里庇得斯（前 480— 前 406），著有《美狄亚》，《特洛伊女人》等悲剧。

② 见亚里士多德《诗学》。

君主，不是由于麦克白夫人的敦促，也不是由于他在旷野碰见三个女巫，女巫预言他将要成为苏格兰王，而是由于他自己的个人野心。雅典人泰门那样家财万贯，后来穷得无衣无食，主要责任者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太慷慨好客，挥霍无度，不知道他所处的人世间某些人是多么险恶。以上三点，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在思想上有一重要特点，即对世界的看法不再像上一时期那样乐观明朗，而是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诗人对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幻想日益破灭，逐步认识到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在现实社会里难以实现。这在《雅典人泰门》一剧里表现得特别突出，泰门为人纯良大方，整日在家盛宴招待朋友，友人对他凡有所求，无不慷慨施舍，却没想到他的那些 “朋友”只是一些谄媚逐利、趋炎附势、奸险狡诈、见利忘义、只知骗

取他的钱财、不顾任何友谊与信义的蛆虫们。等到他被诈骗得一无所有，就被众人彻底遗弃，受尽了白眼与冷遇。残酷的现实终于打开了他的眼睛，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伪善与罪恶。但是，他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他怀疑一切，他憎恨一切，甚至连普照万物的太阳、皎洁柔和的月亮、胸怀广阔的海洋以至孕育万物造福人类的大地，他都咒骂净尽：

太阳是个贼，用他伟大的吸力掠夺海上潮水；月亮是个名声狼籍的贼，

她的惨白的清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海是个贼，他的汹涌波涛溶月亮为咸泪；大地是个贼，他偷了万物的粪便变成肥料使自己肥沃繁殖⋯⋯①

正由于泰门走向极端，他终于成为一个“恨世者”，他恨一切人，恨整个人类，死了还不算，还要留块墓碑，在碑上刻着“我泰门长眠于此，在世时憎恨一切活人”等等，发泄他对人类之憎恶。泰门的这一态度，当然不能代表莎士比亚的看法，但由此（以及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看法是更加严峻了。

莎士比亚的这种看法，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他写的悲剧上，同时也反映在喜剧上。和上一时期恰好相反，上一时期他以浪漫主义的目光看待世界，乐观而开朗，甚至连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充满阳光、春天和乐观的情绪。这一时期正好相反，就连喜剧也充满了悲剧气氛，对生活的严峻看法，十分明显。在喜剧《一报还一报》里，他写了一对恋人仅仅因为婚前发生了男女关系，女方怀孕，其情人克劳狄奥便被判了死刑。他姐姐向维也纳摄政王安哲鲁为他求情，这个反动统治者竟提出要这位青年妇女把贞操献给他，才能释放其弟的无理要求。整个剧本格调忧郁，气氛低沉，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高视阔步，令人读了义愤填膺。可以这样说，诗人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的丑恶面貌的认识加深了，作品里对现实的批判性也大大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