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1942年9月，冀中的天气逐渐转凉了，绿油油的树叶，也开始一片片的转黄，原野上的大豆一片金黄，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即将到来。然而，这个时候，无论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还是与日军作战的我晋察冀根据地战士，心里都没有丝毫即将迎来金秋的喜悦。因为自从敌人实施大“扫荡”之后，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变得极为困难起来。

日军“五一”大“扫荡”后，我抗日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面积丢掉很多，冀中抗战形势急剧恶化。这个时候，敌人变本加厉，更加强化了“总力战”，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当时，日军还狂妄地断言：冀中地区的游击战火必将扑灭，冀中百姓只能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冀中平原定可成为“王道乐土”、“理想的粮仓”！

其实，当时遭遇困难的又岂止冀中一个地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惊夺。他们妄图把华北建成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自然成为他们的掠夺重点。

为此，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接连发动了第四、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和北岳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

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牲畜、粮食和人民财产，被抢掠一空，人民被惨杀者不可胜计。同时，敌人还在边区内外修筑了数万里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数千个据点、碉堡，制造了上千千米“无人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细碎分割，使边区巩固区大为缩小，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因此，在敌人的一轮大扫荡之后，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晋察冀根据地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自然引起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的重视。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按照中央指示，晋察冀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实行了党对军、政、民系统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厉行了“精兵简政”，实行了调整各抗日阶级的关系的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

1943年1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完善健全了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使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团结广大群众渡过了难关。在军事方面，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逐渐形成了，那就是向“敌人之敌后”挺近。这个大胆军事行动的形成，自然会有一个过程。

早在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己减少，其堡垒推进的结果，必然造成兵力上的分散配备和后方空虚。”加之，我根据地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很明显，从这个时候起，根据地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随着一轮大“扫荡”之后，敌人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我根据地威胁很大，他们的据点、堡垒、封锁沟、封锁墙，有的一直伸到我军的腹心地区。尽管我军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碉堡，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墙，可是日伪军不断抓民丁抢修，步步进逼，使我根据地日益缩小。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提出的挺近敌人后方显得更为必要。

当年9月，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这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

“到敌后之敌后去”应该如何理解呢？我根据地本来就处在敌后，而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

按照会议要求，“到敌后之敌后去”是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地区，必须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

具体实施就是，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斗争的关键则在于，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站住脚，打破敌人单方面向我“蚕食”推进的局面。

冀中根据地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工作。

当时，冀中我党我军正确地掌握了对敌斗争要求上的高度坚定性和策略上的很大灵活性，既敢于在敌重兵围困下，为保卫群众利益，坚决打击敌人，又讲究战斗的艺术，坚持打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

首先打击四处抓丁、抢掠、奸淫烧杀，对群众危害很大的小股敌人。打击小股敌人的办法主要采取“挑帘战”、“院落伏击”和“捕捉战”等。

1943年4月3日，我活动在保定附近的之光县（清苑县的一部分）四区小队副政委，带班长、战士4名开展边沿区上作。可巧敌人正在这里“剔抉清剿”，我军的5个同志即转移到靠近敌山区的白庙村，住在老房东梁大伯的东屋内。饭后，梁大伯就去村外放哨。战士们就擦好枪支，准备战斗。

天到中午，大伯突然跑回来向副政委报告说：“敌人从东边的道口来了，都骑着洋马，不知多少人。”

情况非常紧急。副政委为房东全家安全，先让他们躲开，而后五个同志进入屋内关好门窗，分别隐蔽在布门帘两侧。刚部署就绪，一个鬼子就跨进大门，直奔小东屋而来，敌人推门刚往里闯进去—步，就被躲在门后的班长手举大棍迎头一棒，打了个仰面朝天而死。处理好尸体，五个同志迅速化装成农民分散转出村外，到集合点集中起来，仍然继续开展着保定附近地区的工作。

每当夜幕降临，身穿“夜行衣”、矫健如飞的游击战士，如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常常一枪不发就解决了战斗。白天，以屋内院内作战场，坚决打击穿堂人户的敌伪军。等敌人掀起门帘时，隐伏的战士突然跃出，大喝一声，就使他们束手就擒，或叫他们在刺刀和木棒下丧命。

当时，还广泛地展开捕捉战，零散活动的敌伪军进得来，回不去。这种群众性的小型歼灭战，使敌人不知道藏何处，而又防不胜防，迫使小股之敌不敢到处横行。这样也就直接地保卫了群众利益，锻炼了群众武装。

用敌人的拳头敲敌人的脑壳，是冀中人民对日军斗争的又一个精心杰作。当时，日军企图利用伪军、伪组织巩固他的统治，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但由于发挥全民力量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组织，逐渐把大部分伪军和伪组织都置于控制之下。许多伪组织成了“白皮红心”，表面支应敌人，实际掩护抗日斗争。当日军“清剿”时，“村长”用“殷勤招待”、“主动引路”的办法，掩护我军安全地转移或隐蔽；巡更员“平安无事”的喊声，成了我夜间活动的小分队突袭敌人的信号。

我军经常通过“联络员”侦察敌人内部情况，向敌人假报情报，制造战机。许多伪军成了抗日的两面派，在封锁线两旁的伪军，有些反而被我利用监视日军的活动，使我军能在敌占区畅行无阻。

由于冀中军民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善于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星罗棋布的敌堡陷于我人民的海洋之中，形成一个个的孤岛，使敌人处处挨打。

日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又采取“驻屯清剿”的手段，调集重兵，重点突击我游击战争最活跃的地区，企图根绝八路军和一切抗日力量。

在粉碎日军“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创造的地道战，大显神威。“五一”反“扫荡”前，冀中人民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坚持斗争。“五一”反“扫荡”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党领导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村落地道再向四野延伸，与邻村的地道衔接起来，构成了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地道内设有许多秘密瞭望孔、射击孔，可以眼观四方，枪打八面。

地道一般高1～1.5米，宽1米左右（以土质决定），里边可以通行，有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地下室，室顶用木料撑住，牢靠得很，并有气孔通到上面可以流进新鲜空气和阳光。

在地下室周围又挖许多的小窑洞，有的住人有的放东西有的作厕所，大者可容百多人，里边经常备有开水、干粮、被褥、灯火，即便住上几天也不成问题。有的虽然规模较小，三、五人所用，但一般设备也很好，而且秘密性强。有的地道设有很多岔道和卡口，岔道有死道和活道，死道设有地雷，敌人进入即被炸死。活道内设有许多卡口，卡口处窄小的只能容一个人匍匐通过，这个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只要有一个人拿根木棒也可守住，还有难备好的土堆和木板，敌若放水故毒可以迅速将卡口堵塞以保安全。

有的还挖成上下层或平行道，并设有翻口，是必经的咽喉，可以上下翻、前后翻，翻口处设有坚固的木盖、石盖或铁盖，人们称这种地道叫“天外天”“楼上楼”，花样无穷无尽。

地道的出入口，更是最费思索的精巧工作，必须保持绝对的秘密，不易被敌发现。如有的设在炕中，磨台和锅台下，牲口槽里、门后。有的造成自动口，钻进后可以自行盖上与地面保持原样。

有的地道口是一个陷坑，坑里插上尖刀或埋上地雷，上面用木板盖灯，设伪装，敌人踏上就翻下坑去就会送命。有的为便于地道作战消灭敌人，还增加了战斗设备，有的离出口不远的地方挖几个特别坚固的洞，民兵可以武装警戒。

有的地道通往野外，充分利用坟丘、道沟、乱草岗等构筑射击孔、瞭望孔、拉雷与突围口。村内的也可通向高房、暗堡，设有射击孔、瞭望孔、拉雷。这样村内村外之阵地联成一片，形成内外联阮可以互相配合打击敌人。

许多地区还把发展地道与改造村落相结合。在村四周筑起围墙，在村内用墙堵塞街口，临街的房屋垒起夹墙，层层构筑工事；在坚固的高房上构筑房顶堡垒，各幢房屋之间架搭天桥，互相连接。各家掏墙连院，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村沿、街内、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作战阵地。

敌攻我一村，各村即予支援，展开村落连环战，陷敌于层层包围之中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实行“堵门伏击”。饱尝地道战苦头的伪军，企图以优势兵力和装备，焚毁我村庄，捣毁我地道。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

最初发现地道，鬼子曾亲自下去尝试，结果遭到致命杀伤，从此再也不敢轻易下去了。后来再发现地道口，鬼子就叫伪军先下去挡头阵，伪军不敢不下去，但一进洞口就大声喊叫“我是伪军”，意思是我要投诚！结果下地道的伪军死了的回不去，活着的也不会回去了。鬼子没有办法只好用水攻、火攻、毒攻，结果也是枉费心机。

著名的“斧头战”，也使日军闻风丧胆。我军曾利用敌人抽派木匠修碉堡的机会，让部队人员化装成木匠，带着锋利的斧头进入敌碉，抓住敌人晚上不敢睡觉要在白天睡觉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斧砍杀熟睡的敌人，夺占碉堡。

化装袭击的运用更是奥妙无穷。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和弱点，有时化装日军袭击伪军，有时化装伪军袭击日军，有时化装这一部分日伪军袭击那一部分日伪军，使敌人真假难辨，经常中计。

冀中根据地还广泛地利用我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为内应，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袭击敌碉。有的则趁我军胜利的声威，对孤立、动摇的敌人据点碉堡，采取政治攻势配合军事围困、威胁，将敌消灭。

在青纱帐季节，各地游击队更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使日军惊魂未定，风声鹤映，草木皆兵。

从寨北会议至1943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百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同时，我军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4/5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这样一来，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北岳区，当时北岳区主力部队的1/3至1/2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

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敌人的“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六米，宽4至9米，“封锁墙”高7至10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但是，由于我军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

至9月中下旬，我北岳区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军的工作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他们还抓汉奸，做群众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和宣传工作，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

在我北岳区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1943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军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共收复和开辟了1000多个村庄，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北岳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成功扭转了从1941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冀东地区，这一地区在“扫荡”时，我军受到的冲击很大，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

接到寨北会议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后，冀东部队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察根据地。就这样，“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冀中和冀东3个战略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过这轮向“敌后之敌后”挺近后，我军扭转了敌人实施“封锁”“蚕食”后的被动局面，恢复了部分根据地。后来，这一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