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日军“铁壁合围”

1941年7月22日，晋察冀军区发出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训令下达后，各部队立即抓紧时间进行反“扫荡”准备工作，还主动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敌人。之所以下达这个命令，和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

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扭转在华北战场屡遭挫折的局面，由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个极其狡诈凶残的家伙，上任伊始，他便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军、政、会、民为一体的“总力战”。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军先后调集70000余兵力，采取“分区扫荡”、“梳篦式清剿”等所谓“新战术”，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发动了一次秋季“铁壁合围”大“扫荡”。

为发动这次大“扫荡”，日军第二十六、第一一零师团，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旅团，早在二三月间，就不断对我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进袭、分割、封锁，并在晋东北与冀西边境建立起一条南北250多千米长的封锁线。

7月上旬，日军又开始向我第一、第二、第四军分区的易县、满城、五台、井隆、行唐、平山等地发动连续进攻。

7月下旬，敌人又在石家庄、正定、娘子关、寿阳、孟县、五合、广灵、浑源等地集结了大批部队，还在铁路沿线大修公路，挖封锁沟，建碉堡。至8月，仅在北岳、平西地区，敌人的碉堡就由283座增加至613座，公路由2000千米增加至3000千米，封锁沟由219千米增加至800多千米。同时，到处建立伪政权，强化伪组织，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并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毁灭我根据地。

正是鉴于敌情有这些重大变化，晋察冀军区才于7月22日发出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

反“扫荡”训令发出后，第一军分区于8月1日至9日，在易县、满城间，易县、沫源间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第二军分区第四团8月中旬，伏击从五台县城开往柏兰镇之敌，阻击从横岭增援狐峪沟之敌；第二十六团伏击从盂县城开往卜社之敌石察绥支队在白水岭袭击搜山之敌；第十九团袭击上社之敌等，均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第三军分区于7月底至8月9日，展开了破路、填沟和收割敌电话线活动，并主动打击敌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107名。第四军分区于7月下旬至8月初，进行大小战斗24次，歼敌330余人。

8月13日，敌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开始了。这次大“扫荡”，日伪军集中了70000余人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分进合击”。

敌军以20000余人，分别从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的灵丘、五台、代县、繁峙等地出动，由西向东，进占冀晋两省边界的上寨、下关，高洪口、柏兰镇、上至娘子关各点，控制恒山、五台山主峰，居高临下，逐步压缩。欲将我第二军分区和其他军分区割裂，并沿线建立据点，不断对我进行“扫荡”、“清剿”，同时向平汉线以东我第七军分区投入万余兵力，进行佯攻，使我造成错觉，以隐蔽其主攻方向，妄图将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在长城两侧加以消灭。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晋察冀各部队遵照上级的指示，一面化整为零，适时分散、隐蔽，与敌人周旋，一面采取广泛的游击战，运用伏击、阻击、袭击等手段，积极打击进犯之敌。

在此期间，敌人曾数度寻找我第二军分区第十九团、第二十六团决战。我第十九团、第二十六团则避开敌主力，巧妙寻机主动打击分散之敌。同时，我第四团在横岭、狐峪沟及门限石附近先后阻击和袭扰进犯之敌，我特务团和第四军分区第九区队在淳沱河南岸辛庄、建都口一带阻击北犯之敌，歼敌百余名我第三军分区第七区队在羊山庄歼灭小股进犯之敌30余名。我第七、第九团在易县、沫水一带，结合开展地雷战，先后与进犯之敌激战5次，毙伤敌150余名由于我广泛开展游击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进犯。

8月23日至28日，敌人的第二步“扫荡”开始。果然，这次敌人的“扫荡”目标是我北岳、平西地区，运用的战术是“分区扫荡”。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步“扫荡”计划，晋察冀军区于8月23日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按地区范围适当分散、隐蔽，极力避免与敌决战。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下达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敌人第二步合围“扫荡”，首先向我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娄山地区实施了远程迁回，层层合围。

至8月25日，各路敌人向我发起猛烈进攻，先以炮火轰击，然后在飞机的掩护下，各路敌人同时向我进犯。在接近合围目标时，敌人又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最后分成数十路，从四面八方直扑娄山，形成“铁壁合围”。

为了割断我友邻各区的相互支援。敌还对正太线、平汉线等，以重兵严加封锁。然而，当各路敌人进到娄山时，我驻娄山地区的第一分区机关和第二十团、第一区队，早于24日夜间按照预定计划向外转移到煤斗店地区。我第三、第六团和第三、第四区队也同时跳到了外线。所以，当敌人到了娄山后，除了疲惫困惑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总之，敌人在第二步合围“扫荡”中，始终处在我抗日军民的夹击和打击之下，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从8月29日至9月6日，敌人倾巢出动，又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合围“扫荡”。

这一次，敌军首先对以阜平为中心的沙河两岸地区和以蓬头、小峰口为中心的平西地区，进行多纵队多梯次的大合围，企图以重兵同我最后决战，一举消灭我晋察冀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

反“扫荡”以来，军区机关一直只带第一分区第一团留在中心区，这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也是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部队跳到外线作战，打击敌人。

当敌第三步“扫荡”向纵深发展时，为了指挥方便，军区机关开始由阜平县娘子神向西南方向转移，27日夜到达马驹石村时，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当场亡7人。为了进一步观察情况，军区在这里停了4天。

8月31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西线、北线的敌人仍在原合围地区进行反复“扫荡”外，合围第一分区的敌军，分两路进到徕源县的银坊、齐家佐；合围第三分区的敌军到达阜平县的迷城、五丈湾；合围第四分区的敌军，占领了团泊口、陈庄、岔头、口头一线，并有一股敌军已绕道王快进到平阳。

这样一来，三方面的敌人，距我军区机关所在地马驹石只有20至25千米左右，平阳一路只距10多千米。因此，军区首长马上决定率领机关南渡沙河，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转向第四分区的西部去。部队刚过沙河，就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聂荣臻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军，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聂荣臻手里。

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10千米；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很明显，我军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

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0000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走也不好走。

这个时候，聂荣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

“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他猛醒。哎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军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立时明白了聂荣臻的意图，回到侦察科，他立即按照聂荣臻的指示，组织起一支通信、机要、侦察等人员参加的50多人的小分队。就这样，罗文坊率领50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

入夜之后，聂荣臻率领着另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他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部队一夜插出40千米路，路上，聂荣臻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9月2日，部队终于到达常家渠。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聂荣臻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

有趣的是，当时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聂荣臻自然也非常担心焦虑，因为他明白，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军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军呼叫。此时，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一定非常关心晋察冀军区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明白，部队在常家渠不能久待，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怎么跳出呢？

经过慎重研究后，大家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第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各部主力也迅速分散，转至外线，利用有利地形机动作战，使冈村宁次合围八路军主力于古长城脚下的阴谋破产。

8月29日起，恼羞成怒的冈村孤注一掷，他以重兵将北岳区阜平一带铁桶般团团围住，将“聂总部”可能突围的每一条大道和小路都查明、堵死，然后步步为营，分进合击，逐渐缩小包围圈，聂荣臻和晋察冀党政军首脑机关全部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反“扫荡”战役开始，为了吸引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聂荣臻与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

9月5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刚走了两三千米，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次日，部队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军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9月7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于是，我军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军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出了这个包围圈，并非就万事大吉了。聂荣臻了解到，第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

部队到达第二分区与第四分区交界的地方，碰到了第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等人。最后，部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至此，日军动用70000多兵力的第三步“铁壁合围”，被我彻底突破，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先后安全转移到了外线和深入到敌后，寻机打击敌人。

为了配合晋察冀军区这次反“扫荡”作战，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的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命令下，也连续向敌展开猛烈的进攻。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首长，闻听日军电台广播说：“聂总部”电台已被炸毁，军队被包围，已全军覆没。加上中央的电台一连几天收不到晋察冀军区的电台信号，十分着急。指示一个电台主任带着电台密码顺黄河而下去联络聂荣臻总部。当他们从电台上听到聂荣臻等人已冲出敌人包围时，立即快马加鞭返回延安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喜。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敌人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被彻底粉碎了。组织指挥这次“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简直是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