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1940年农腊月二十，山西大地一片天寒地冻，就在这一天，日军对山西五台县的铺上等村进行扫荡。此时担任区委书记的吕世芳和齐白女夫妇正在铺上开展工作，也被敌人包围了。

为了搜出吕世芳和齐白女，日军见门就进，见洞就用火熏，还高声喊道：“一定要搜出出区长和区长的老婆”。面对凶残的敌人，当地群众都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把全村人赶到一个场地里，四面架起机关枪，鬼子们的枪上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威吓群众：“不说出区长和他的老婆，就一齐杀死！”

为了保护区长和群众，面对敌人的残暴行为，齐白女挺身从人群中走出来，从容地说：“区长没有来，我就是区长的老婆，你们要怎么样？”

日军狞笑着问道：“区长到底在哪里？”

齐白女坚定地回答：“不知道！”

日军又问：“你不怕死？”

齐白女斩钉地回答：“怕死不出来，要杀要剐由你们！”说着，齐白女就扑向敌人，与敌人撕斗。敌人着了慌，连忙向齐白女开枪，齐白女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其实，8年抗战时期，这种人民群众爱护干部而不肯向敌人说出谁是干部、干部为保护人民群众勇于献身的事例，在晋察冀根据地并不少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军民一心的感人场面，和我党一直奉行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之初，正是由于紧紧地把握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聂荣臻等人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在此后的对敌作战中，经常会出现根据地群众给军民送粮的场面。他们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聂荣臻回忆说：“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至1940年至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连续进行报复“扫荡”，施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残酷地屠杀我根据地人民。这个时候，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显得更为重要起来。

至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的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7000多个村庄，有4000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2年1月，党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也越来越多。

武工队的存在需要依赖当地群众帮助，同时武工队也帮助了当地人民群众。所以武工队的出现，成为根据地军民一家亲的一个很好证明。

例如，当时日军控制了蔚县桃花川各“联庄会”，并建立了大量据点。敌人自认为桃花川是他们的“巩固的占领区”。我根据地就派出武工队进入桃花川。

武工队来到桃花川，打开了黄土梁据点，对伪军和各“联庄会”震动很大，纷纷派人或写信前来联系。

一天，北山地区一个较大的“联庄会”会首，派人送来一封信，大意是：听说贵军米到桃花川，我热烈欢迎，我也不愿受日本人的压迫，但又无办法，望今后多加联络，避免发生误会。

武工队领导考虑，争取“联庄会”和伪军同情抗日，是开辟桃花川，特别是北山地区的关键，于是决定由政委李水清亲自前去会见这个姓李的会首。恰在这时，得知上寺村村长要给儿子娶亲，准备邀请各“联庄会”会首和伪军头目前来赴宴。于是武工队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争取工作，并派武工队王队长找到村长，说明意图，取得了他的同意。

酒宴开始后，李水清突然走进喜棚。村长赶忙请到上座，喜棚里所有的“宾客”，看见李水清身着佩戴“八路”臂章的军装，各个都惊呆了。村长急忙向前敬酒，李水清接过酒说：“我是专程来为村长祝贺的，请大家一起干杯。”

接着又说：“我们八路军到桃花川来，是为了抗日，你们都是中国人，绝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希望你们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只要你们不帮助日本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保证不去打你们……”

李会首率先站起，恭敬地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一定照办。可是……黄土梁……”

李水清立即回答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联系，不知是你的人，那是误会。”

李会首又结结巴巴地说：“可是，那28只枪，还是……还是弟兄们出钱买的……”

李水清当即回答：“误会已经发生了，人，我们当场就释放了，枪吗，3天以后，你派人到这里来取。”

李会首十分感激：“多谢首长，既然贵军这样关照，往后，我们当尽力效劳。”

事后，我武工队果然得到了“联庄会”的掩护，很快又开辟了几十个村庄的工作。有了这几十个村庄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明显轻松了很多。

除了依靠群众，发动对敌斗争外，依靠和发动群众在物资方面支援根据地，也是让根据地大为受益的一件事。

当时，根据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热血青年目睹敌人的血腥暴行，不甘心其侵略压迫，要求抗日报国，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赵连光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连光本是北平缝纫工人，抗战爆发后，他由北平带出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根据地。根据地就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来，又从河北省阜平县城和山西省代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来一部分工人和缝纫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工人同志们昼夜不停地为部队生产棉衣、棉帽、单衣、衬衣、单帽、手套、被褥、挎包、米袋、子弹袋等。

随着日本侵略者三天两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尤其在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以后，日本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更加频繁地“扫荡”根据地，被服厂也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被服厂在敌人“扫荡”期间不得不停下生产，把机器坚壁起来，人员则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部队所需的棉衣只好交给当地群众分散制作。全区部队1943年的棉衣，就是这样由群众完成的。不仅如此，在反“扫荡”中，根据地被服厂的机器、衣料，也是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坚壁保存的。

1943年，我党在平山县深山沟里的下盘松村，设立了一个油厂，存油两三万千克，坚壁了军呢布料和机器。

当时，全村群众把坚壁工厂的机器和原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每当敌人“扫荡”时，在村支部书记赵忠和戎冠秀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拆的拆，装的装，背的背，扛的扛，把所有的机器都埋在沙滩里，把布匹和衣料以及油料，分别抬进山洞里。尽管如此频繁地“扫荡”和搜索，但在村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下，军区在这里存放的机器和物资，从未受到损失。

在军鞋方面，当地群众也为根据地出了大力。本来晋察冀军区办有鞋厂，但每年只能制作几千双，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大批的军鞋都是靠群众制作。

经与地方政府商定，工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以及纳鞋底所需要的麻绳，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到各村，村再摊派到有生产能力的妇女群众，由她们作为一种应负担的战争勤务，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当地群众把些纳好后，再由村、区、县按级集中起来，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然后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分发给部队。

当地群众不仅为根据地生产、保存物资，有时还要承担物资运输任务。当时，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大批布匹、棉花、染料，都是从冀中根据地送来的，生产出来的服装，又需要送往各部队驻地。边区人民为了完成运输任务，千辛万苦，流血流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不仅在物资方面，在弥补干部不足的问题上，当地群众也帮了大忙。

晋察冀从成立之初，就存在干部紧缺的问题。当时河北、山西农村知识青年，目睹日军的残暴罪行，纷纷报名参军。有了这批知识青年的带来，晋察冀军区党委就决定开办干部训练班。

从1938年至1943年，先后办了4期供给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300多名，其中第一期主要培训对象是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第二、第三、第四期主要是在职干部轮训。

帮助治疗伤员，也是晋察冀根据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军民一家亲的又一表现。

抗战初期，敌人只控制着铁路沿线，其他地区基本上掌握在我军手中。根据这种形势，晋察冀根据地先后建立起了一些后方医院。但随着敌人对冀中的“扫荡”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反“扫荡”斗争中，医院要经常带领伤病员转移，目标大，行动也很不方便。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斗争更加残酷。当时，敌人占领了冀中大部分城镇和村庄，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兵力反复“扫荡”、“清剿”，敌人所到之处，烧光、抢光、杀光。恶劣的斗争环境，给我军收治伤病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此，我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了分散治疗，就地收治的方法。

为了保证分散治疗，就地收治，安全隐蔽，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化装成农民，与住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事先协商好是什么亲属关系。这样万一遇敌盘问，就能对答如流，使敌人找不出破绽。

在分散治疗中，医疗小组一般只能做到为伤病员治疗换药，伤病员的饮食、护理和安全，则全部由房东包下来。冀中人民对子弟兵有着真诚、纯朴、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伤病员当做亲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并尽一切可能，为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吃。

遇到敌人搜查，发生危险情况时，房东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掩护伤病员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在献县军王庄，一个下肢骨折的伤员住在王大嫂家里。一天，王大嫂正给伤员喂饭，突然闯进来一个伪军，指着伤员问道：“他是什么人？”

王大嫂回答：“我男人！”

伪军用刺刀挑伤员的被子，王大嫂厉声说：“不准动他，他害的是伤寒病！”

伪军一听是伤寒病，吓得扭头便走。分散收治，大体上坚持了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军无数个伤员，通过分散收治的方式，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帮助。有的当地群众还到苇塘内打鱼、捕野鸭，积极为伤病员改善生活，使伤病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