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的斗争恢复

1944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担任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政治委员的周文龙，到八路军总部请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总部领导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带领机关各部部长们在锄地。

周文龙二话没说，先拿起锄头，与首长们一起锄了一会儿地。然后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向首长们汇报工作。

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时任总部副参谋长的杨立三看到周文龙走近地边，就指指地上的一把锄头，对周文龙说：“老周，来得好，先锄一趟再办公！”周文龙二话没说，就高兴地拿起锄头，锄起了地来。很快，周文龙锄了一大片地，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同杨立三一起办起公来。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的首长需要运筹帷幄，指挥各个根据地、各种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真可谓是日理万机，他们怎么也抽出时间从事生产运动呢？这还要从我党敌后抗战所面临的极端困难说起。

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当时，日军为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并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一些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敌人，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因此，根据地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面积大为缩小，有些地区还被分割成许多小块。

在敌人“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各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涝、蝗、瘟等灾害。

1939年7月至1940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受淹。

从1941年至1943年，延续达3年之久的旱灾，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危害最大，其中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尤为严重，接连八九个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干枯，地皮龟裂，赤地千里，禾苗不生。

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群众扶老携幼外出逃荒。同时，由于连年灾荒，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也流行起来。冀南清河县王世公村一天内死于霍乱的就达400余人。

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历着古今中外罕见的艰苦岁月。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指出：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增强团结，咬紧牙关，积蓄力量，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准备将来之反攻，夺取最后胜利。

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北方分局的统一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对各种物资的争夺。

为了冲破敌人的这种封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以政治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贸易政策，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多方面进行斗争，展开工作。当时，我党的关系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开辟了很广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为我党提供必需品。

尽管敌人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党同志经常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

对于敌人的武装抢掠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我党一方面通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出来抢掠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在收获季节，号召与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尽可能避免损失；一方面加强出入口贸易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输入非必需品，禁绝敌需物资流入敌占区。

这又是一种反封锁，反过来从经济上封锁敌人。由于边区加强了控制，敌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使我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以我党所需要的工业品来换取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残酷的敌我经济斗争中，粮食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粮食是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

在当时的根据地，粮食还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商品。由于物价不稳定，货币贬值，为了保证部队的生活不受影响，边区人民常常以每斤小米的时价作为部队财务预算的计量单位。比如当时晋冀豫根据地，养一个兵平均每年要900千克至1200千克小米，生产一发炮弹需400千克小米等。

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负，最主要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北方分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一向十分重视发展生产。

在种植计划方面，我们强调多种粮食，有计划地少种一些棉花。为什么要少种棉花呢？因为敌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进行“扫荡”，总是想方设法掠夺根据地的棉花。根据地有计划地少种棉花，只满足根据地的需要，多生产粮食，把肚子吃饱，坚壁起来也容易些。

每当敌人出动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时，根据地就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同时，根据地还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抢粮，并动员群众向抗日政府交粮。

粮食斗争的尖锐和残酷，还表现在运粮与护粮中。当时，晋察冀边区几次从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区抢运粮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先后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付出了很大代价。

除了粮食外，在农村家庭副业方面，根据地提倡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远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热南等地。

在边区工业方面，当时边区工业的发展，成绩也是很显著的，至1941年，已经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黄、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工业方面。发展军工生产在后方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1937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打电报给周、朱、彭，提出争取“每年生产10000支步枪”。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中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当时，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在晋察冀根据地，在军区军工部长刘再生和张珍等同志带领下，广大军工战士想了不少办法，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能翻沙、铸弹和修理枪炮，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除了抓产量，还要抓节约。针对根据地已经缩小的新情况，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渡过难关，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政策。当时，从八路军总部，到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按照中央指示，精简合并机构，厉行节俭。

在精简机构方面，例如在晋察冀根据地我平西部队，在1942年初，部队实行了“精兵简政”，撤销了挺进军和区党委领导机关，萧克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司令员，平西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黄寿发任司令员，肖文玖任政治委员，熊奎任参谋长，潘峰任政治部主任。第六团和第一团已先后调出，主力团只有第七团和第九团，团取消了营的编制，直辖6个连。

在厉行节约方面，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勒紧裤带节约粮食。为了战胜天灾敌祸，摆脱饥饿，机关、部队普遍制订了节约粮食的计划，号召所有脱产人员，每人每天从定量1.2斤中节约一二两粮食。当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原规定每人每天1.5斤，后降至1.2斤。

通过各种努力，冀中区部队的粮食供应得到基本保障，北岳区部队直至1943年底，粮食供应才得到改善。

二是精打细算节约服装。1943年2月24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关于棉衣、夏衣收缴与保管》的训令，规定每年只发1套单衣，不做新棉衣，把旧棉衣交上来，由供给部进行拆洗和缝补，然后再发给部队继续穿。

军区发布这样内容的训令，在抗战中是仅有的一次。可见，当时财政物资的困难。各个部队接到这个训令后，都积极贯彻执行，为渡难关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是充分利用废旧物资。为了节约开支，晋察冀根据地学习和办公使用的墨水，是用颜料自己配制的；没有笔就用子弹壳自制成钢笔；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或用旧报纸，自己糊信封用；医院的纱布也是用了洗，洗了消毒反复用；部队穿的旧鞋也要收集起来，送到造纸厂造纸；只要能用的物资，大家都充分利用起来，没有炕席，就发动各机关、部队打草自己编；没有毛巾，就用粗白布。

总之，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共渡难关，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

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我军度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节约运动和货币斗争等反敌人经济封锁的活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根据地度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