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争论

《静静的顿河》虽然很快获得了苏联国内外的赞誉,但这只是它的命运的一个方面。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对这部作品持否定态度,并对它的作者有所怀疑和进行谴责,这便是小说命运的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许多批评家和读者对《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的生活不够熟悉、不够了解,对十月革命前后和国内战争时期的顿河地区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及其历史原因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所以很自然地产生了对《静静的顿河》的许多误解。一些人弄不清《静静的顿河》是什么样性质的书,因而也弄不清肖洛霍夫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作家。

很多批评家认为,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表现了作者在反映现实时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超党性、抽象人道主义。有人指责肖洛霍夫是动摇的农民作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路人作家;有人认为他是富农意识的传播者;还有人痛斥他是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异己分子。拉普专门为《静静的顿河》召开了三次讨论会:两次在莫斯科召开(1928 年和 1929 年),第三次在罗斯托夫(l930 年)。最后一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罗斯托夫历史学家扬切夫斯基,报告的题目为《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情趣》,他的报告对《静静的顿河》作了系统的批判,对肖洛霍夫作了彻底的否定,他称《静静的顿河》是同无产阶级敌对的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作品,称肖洛霍夫为“哥萨克富农和外国贵族的思想家”。

尽管这些否定意见十分尖刻,或在刊物上发表,或是在会议上发言,但它们毕竟是学术讨论。最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有人对他本人进行直接攻击,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几年,严重地影响了肖洛霍夫的情绪,干扰了他的创作。当时提出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有人散布肖洛霍夫出版《静静的顿河》

是剽窃了别人的手稿。

一九二八年,《静静的顿河》刚刚发表,它的油墨香气还没有散尽,这

种流言就开始传播,先是在口头上,而后在刊物上,说《静静的顿河》完全不是肖洛霍夫写的,而是某个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的白军军官写的,肖洛霍夫偷了他的手稿。在顿河岸罗斯托夫的报刊上,在《未发表的<静静的顿河> 的篇章》的标题下,刊登了三篇专论,谈到肖洛霍夫进行文学剽窃的流言, 并说关于此事的一切材料存在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或检查机关,或存于报刊杂志编辑部里。

肖洛霍夫被这种流言激怒了。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他拿着自己的一箱子《静静的顿河》手稿,从顿河来到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将手稿全部交给了《真理报》编辑部的常务书记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列宁的妹妹。根据《真理报》的建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研究和分析了肖洛霍夫的手稿。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阿维尔巴赫、吉尔荣、法捷耶夫、斯塔夫斯基等拉普五位领导人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为肖洛霍夫辩诬。这封信旗帜鲜明,态度肯定,措词强硬,起到了维护肖洛霍夫的作用,为他洗刷了名誉。然而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一语定乾坤的作用,从那时到现在,剽窃说几起几伏,直到今天这种说法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一九二九年春天谴责肖洛霍夫剽窃的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第二次对他

的攻击又开始了。当年秋天,顿河岸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第 206 号(1929 年 9 月 8 日),刊登了尼古拉·普罗柯菲耶夫的《纯文学的创造者》一文,文章列举“事实”,谴责肖洛霍夫“脱离政治”,“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不赞成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是富农和反苏分子的同谋。

这篇文章发表后,震动很大,肖洛霍夫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立即赶到罗斯托夫,到边区委员会出版局和北高加索无产阶级协会,要求组织调查委员会,澄清事实,并谴责普罗柯菲耶夫。肖洛霍夫除要求组织出面调查外,自己于一九二九年在第 10 期的罗斯托夫杂志《高潮》上发表声明。肖洛霍夫的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在一九二九年第 11 期《高潮》杂志上,发表了正式通告,题为《反对诽谤无产阶级作家》。尽管如此,这种指控还是使肖洛霍夫很苦恼,我们从他在一九二九年十

月三日写给自己的朋友阿·布赛金的信中可以看到肖洛霍夫当时恶劣的心境,他说:

“我这一年是特大丰收的一年——春天没有来得及摆脱剽窃的罪责,那个谣言的闹声还没有平息下来,而目前却又来了另一个谣言⋯⋯

我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还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报刊上发表声明: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给你们两个月的时间。我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魔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官吗?不是老太婆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于右倾吗?’结果, 甚至会把像我一样的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和粗鲁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这种“魔鬼的拷问”,严重地影响了肖洛霍夫的情绪和创作,给他带来极大的苦闷和压抑。然而肖洛霍夫并未屈服,而是积极地展开了斗争,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他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向维约申斯克党支部申请加入联共

(布)党,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