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河故事》

《顿河故事》收入二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是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绝大部分创作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间。这些小说反映了顿河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期间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年的生活和斗争，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活泼。

《看瓜田的人》（1925）描写在激烈的国内战争当中家庭也成了流血斗争的战场。父亲阿尼西姆·彼特罗维奇被任命为本村战地法庭的警卫队长后非常高兴，他在吃饭的时候，警告他的长子菲多尔不要同庄稼佬来往，不要勾结布尔什维克，并扬言，明天就逮捕菲多尔的朋友们。菲多尔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到顿河对岸找布尔什维克去。他让弟弟米嘉从父亲枕头底下偷来了马房的钥匙，牵出了小公马，临别时他对弟弟说：

“我去参加红军，我要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为了让世界上人人平等。你还小，将来你会明白真理在谁一边。”菲多尔走后，父亲狠狠地毒打了米嘉一顿。

有一天，米嘉看见父亲正把一群衣裳褴褛、身体疲惫不堪的红军俘虏赶进仓库，父亲举起刀鞘向一个受伤的俘虏的脑袋敲了一下，他踉跄几步，扑倒在地上。米嘉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同情这些俘虏，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痛恨父亲。从此他开始让母亲烤面包，他把面包送去给饥饿的红军俘虏吃。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把母亲活活打死了。米嘉逃出家，在村里做了看瓜田的人。他白天在田地里走来走去，轰赶着白嘴鸦，夜里睡在瓜田旁边的小棚子

里。一天黎明时分，米嘉听到棚子附近有呻吟声，他走出棚子，看见当红军的哥哥菲多尔受伤倒在地上。原来菲多尔被俘后逃跑时，腿被子弹打穿了。米嘉把哥哥藏到自己的棚子里，用向日葵秆子和野草盖上。兄弟两人商量好， 等到天一黑，把菲多尔的伤腿包扎好，他们就从林间小路绕到顿河边，游过顿河，到那真理所在的地方去。可是傍晚时候，父亲却骑马搜寻到了瓜田， 走到米嘉面前问道：

“夜里菲多尔没有到你这里来过吗？” “没有。”

“那么棚子旁边的血迹是哪儿来的？要是你隐藏菲多尔，我会把你连他一起捣成肉酱！”

父亲走进棚子，拉开堆着的野草和向日葵秆子，他看见了菲多尔的一只赤脚。父亲用手握住腰间的手枪，这时候米嘉抢先一步，抓起斧子，照父亲的后脑勺砍去。

米嘉和菲多尔用野草掩盖起父亲的尸体后就走了。天破晓的时候，他们过了顿河，清晰地听见附近大炮隆隆的响声。他们抬头看见，东方天际出现一抹红霞。

这篇故事反映了哥萨克家庭在国内战争的严酷年代里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流血斗争。与这篇情节相类似的作品，在《顿河故事》中还有多篇，如

《胎记》（1924）、《漩涡》（1925）、《希巴洛克的种》（1925）、《有家庭的人》（1925）、《粮食委员》（1925）、《蛀孔》（1926）等，这些作品都通过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交锋体现出残酷的阶级斗争。

家庭伦理关系常常蒙着一层温情的轻纱，常常被人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超阶级的味道，文学作品也常常把父爱、母爱、兄弟爱、夫妻爱作为永恒的主题加以表现。然而肖洛霍夫却看到了，并且入木三分地表现了阶级斗争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关系的深刻影响。他通过对伦理关系中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急骤和严酷。

《顿河故事》中的另一类短篇小说，是描写新生活，描写革命给予人的深刻影响。这类故事的调子明朗，表现了肖洛霍夫的幽默和喜剧才能，其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如《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1926）。

《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描写革命改变了哥萨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篇小说用民间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喜剧性的幽默明朗的调子，表现了哥萨克新的家庭关系的建立。小说主人公这样叙述道：

春天里，我们村子里来了个女同乡——娜斯嘉。她头发剪得短短的，还包着红头巾。她要把娘儿们召集拢来，叫她们也搞个组织。村主席斯吉施卡来找我，对我说：

“费多特，你把娜斯嘉送到乡里去吧。她有证明文件，应该到那边去搞妇女工作。”

我到草原上去找我那匹怀驹的拉车母马，把它捉住，并且劝它说：“傻东西，别踢了，你去拉的不是一般客人，而是妇女政权！”等我牵马回来的时候，我的老婆已经和娜斯嘉混熟了，她把我打她的事也对娜斯嘉说了。娜斯嘉一见到我就对我说：

“你干什么打老婆呀？” “为了维持秩序。你不打，她就会变坏的。老婆好比马，不打不走。”

“别说老婆，就是马也是不可以打的！”她这样教训我。 我们动身了，我故意不带鞭子，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走快点儿！”娜斯嘉说。

“既然不可以打马，怎么能走快呢？”后来，马干脆站着不走了，可把娜斯嘉气坏了，她骂我无赖。

我送娜斯嘉回来，一进家门就对老婆火了，她竟敢不听我指挥！我抢前一步，抓住她的头发。可是没想到，她从前胆子很小，连眼睛都不敢对我眨一眨，这次她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我的胡子，用各种各样的外国话骂了起来，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好像脱了一层皮。这一切都怪娜斯嘉这个短头发的妖怪。从那天起我和老婆就发生了内战，直打得鬼哭狼嚎，后来她带着东西搬到原来地主家的空马房里去住了。村子里的生活也完全颠倒过来了。我的邻居的老婆杜尼雅、村主席的老婆和小姨也都跑到我老婆那里去了，她们一共八个人一块儿过。可是剩下我们这几个哥萨克怎么办呢？又不会挤牛奶，又不会做饭，把家务事摘得一团糟，真想上吊。后来我们几个人商量， 一块儿去把她们赶回家。大家说我的模样像白匪将军高尔察克，推我当指挥。我刚一推开门，斯吉施卡的老婆就举起炉叉喊道：

“你来干什么呀，吸血鬼？” 我好声好气地对她们说：

“娘儿们，别糊涂了！大赦⋯⋯” 我还没说完话，她们就扑过来：

“你们欺负了我们一辈子，就像欺负牲口一样，打呀，骂呀，到如今你还要骂人，你自己才是‘大赦’，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女人！”

他们糟蹋我，把我推倒在地上，杜尼雅坐在我的头上，她们用荨麻秆子打了我一顿，害得我一星期都不能坐板凳。

第二天开了大会，作出决定：今后不许再打老婆，还得替她们妇女会耕种一公顷向日葵。她们才各自回家，而我却落了一个不光彩的绰号——高尔察克。

这篇小说用活泼、新鲜的艺术形式，表现了革命提高了妇女的觉悟，革命改变了哥萨克的家庭关系。

作家的喜剧才能和幽默风格，以及他的像讲民间故事一样的叙述方式， 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顿河故事》里很少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心理变化的描写，然而《野小鬼》（1925）和《人家的骨肉》（1926）在这方面是两篇较为优秀的作品。

这两篇小说描写革命的现实生活对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影响。《野小鬼》是描写苏维埃政权初建年代一个革命的家庭，爸爸是红海军，爷爷和妈妈是革命军人的家属，野小鬼米施卡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和美的家庭中。他刚七岁，活泼，可爱，天真。故事开始描写米施卡梦见爷爷说他偷了鸡蛋，把换来的钱坐转木马花掉了，因此要打他屁股，他吓得大叫一声惊醒了。醒来以后，先微微睁开左眼看看，看这是真事还是梦境。接着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叫：

“我的后裔在哪里呀？”

米施卡因为不懂什么叫“后裔”，害怕了，钻进了被窝。 “米施卡，你怎么还睡觉呀？你爸爸当差回来了！”妈妈嚷道。

米施卡还没有来得及眨动一下眼睛，那兵士已经一把把他抱起来，搂在

怀里，褐色的胡子重重地刺他的嘴唇、面颊和眼睛。米施卡忍着，忍着，可是终于像爷爷那样把眉头一皱，摆出严肃的样子：

“放手，爸爸！”

米施卡把爸爸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牧师的孩子维吉卡，还夸耀说：“我爸爸在战争中打过仗，可是你爸爸呢，是个吸血鬼，老吃人家的包子。”

“你爸爸是共产党！你一死⋯⋯那边的小鬼就会把你放到油锅里去煎！” 维吉卡幸灾乐祸地嚷着回答。

米施卡害怕了，大声说：“我去问爷爷，要是你胡说，你就别想再从我家的门口过。”

米施卡爬过篱笆，向家里跑去。看见一头猪被栅门夹住了，他跑过去救猪，骑到猪身上猛一用劲，推倒栅门，猪飞跑起来，跑到打谷场旁边他才跳下来。回头一看，见爷爷向他招手，他猜不透爷爷叫他做什么。

“爷爷，天上有小鬼吗？” “我马上叫你去见小鬼！我用树条子抽你！你这小混蛋，为什么骑怀孕

的母猪？”

爷爷不容分辩，解下皮带，把米施卡的头夹到自己两膝中间，打了他一顿。米施卡试着用脚踢爷爷，可是够不着。接着母亲抓住米施卡，把他推到屋里去。米施卡用拳头擦掉最后一滴眼泪，用屁股顶开门，溜到门外，用眼睛贴住门缝，留神看着爷爷的一举一动，接着威胁起爷爷来，他说道：

“哼，爷爷，你等着吧！等你牙齿掉光了，我不替你嚼东西！⋯⋯到那时候你别来求我！”

爸爸每天都给米施卡讲为穷人打仗的故事，讲列宁的故事。有一天夜里米施卡梦见了列宁。他高高的个儿，穿着红衬衫，让米施卡参加他的队伍。米施卡对列宁说：

“我要去为穷人打仗，万一爷爷因此拿树条打我，你可得来给我说个情啊！”

有一天村子附近出现了匪帮，爸爸和 20 多个人一块儿去打匪帮，爸爸牺牲了。夜晚，爷爷走进马房，牵出一匹马，弯下腰对着米施卡的耳朵悄悄地说：

“我老了，骑不上马，我把你放在马背上，你顺着山沟一直走，赶到普罗宁村去，那里有咱们的队伍，你告诉他们，咱们村子里有匪帮，叫他们来⋯⋯”爷爷吻了吻米施卡，轻轻地拍了一下马。

这是一个明亮的月夜，鹌鹑愉快地叫着，溪水在山沟里淙淙地流着，夜风送来了凉意。米施卡一个人在草原上感到有些害怕，双手抱住马脖子，马加快了脚步。远远地看见了一点点浅黄色的灯光，听见了犬吠声，米施卡高兴起来。

“站住！骑马的是谁？⋯⋯我要开枪了！⋯⋯”

米施卡害怕地拉紧缰绳，可是马不服从他的指挥，向前冲去。风磨附近响起了枪声。米施卡的叫声淹没在一片马蹄声中。他骑的马用后脚竖立起来， 接着便沉重地向右边倒去，米施卡感到腿上一阵难受的剧痛。

马蹄声近了，两个骑马的跑了过来，向米施卡弯下腰来。“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孩子！⋯⋯”

米施卡迷迷糊糊地低声说： “村子里有匪徒⋯⋯爸爸被打死了，执委会被烧掉了，爷爷叫你们快

去！”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自然、流畅，孩子的诗意的天真和革命的激情合为一体，构成一种清新的、丰富的、具有无限魅力、使人永远向往的境界。

《人家的骨肉》描写迦夫里拉老爹从旧的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的复杂变化过程。迦夫里拉送儿子彼得罗去打红军，嘱咐儿于不要辱没了哥萨克军队和静静的顿河，要效忠沙皇。过了一个月，村里来了红军。迦夫里拉为了表示跟红军过不去，故意穿上哥萨克近卫军制服，还挂满各种因为忠君报国而获得的奖章和十字章。每逢星期日，就这样穿戴着到教堂去做礼拜，还故意敞开短大衣的前襟，好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村苏维埃主席有一次遇到他说：

“老大爷，把身上挂着的那些玩意儿拿掉吧！现在不时兴了。”

老爹一下子像火药那样爆炸了：“难道这些东西是你给我挂上的，现在又来叫我拿掉吗？”

老爹的儿子出征去打红军，一直没有消息。夜里，老爹常常听到老太婆的呜咽。他们一直盼望着儿子回米。迦夫里拉加工了几张羊皮，给儿子做了一件短大衣，还准备了一双靴子和一顶羊羔皮帽子。有一天，与彼得罗同团当差的普罗霍尔回来了，带来了彼得罗在侦察时被红军打死的消息。

儿子死后，两个老人过着寂寞和凄凉的日子，无心顾及村里的事。迦夫里拉也不去执委会参加村民大会了，因此对于余粮征集制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村苏维埃主席带了三个扛着步枪的人到他家里，他很吃惊。主席开门见山对老爹说：

“老爹，你坦白地说，有粮食吗？” “你以为我们是拿圣灵当饭吃吗？请问，我的粮食关你们什么事？” 高个子、淡黄头发的人说：

“余粮征集制。老爹，你听到过吗？” “要是我不给呢？”迦夫里拉怒气冲冲地说。 “你不给吗？我们自己去拿⋯⋯” “拿去吧，该死的！你们抢吧！吃别人的东西会噎死的⋯⋯” 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声粗野的叫喊： “哪里有征粮员？⋯⋯”

迦夫里拉回头，看见一个骑马的人从肩上拉下步枪，一声响亮的枪声， 淡黄头发的人跌倒了，他的一只抖动的手还在摸索着手枪⋯⋯院子里一片枪声。直到天黑，在山后面还在响着射击声。迦夫里拉老爹，在苍茫的暮色中， 在栅门旁边看见中弹倒在矮墙上的苏维埃主席，在雪地上并排躺着三个征粮队员，从一块块凝结的血块上，已经冒出一股死人的臭味，——这简直像一场梦。迦夫里拉向淡黄色头发的人望了望，他还只是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老爹伸手摸了摸他的胸膛，不禁吃了一惊，他的手感到一股微弱的温暖⋯⋯ 老爹费力地把他拖进了屋里。

老爹和老太婆开始精心护理这个受重伤的征粮队员，他们把对儿子的爱都移到了他的身上。两个月过去了，征粮队员慢慢好了起来。老爹和老太婆就用儿子的名字彼得罗来称呼他。

“今天我要起来了，爸爸！”

迦夫里拉听到唤他爸爸，高兴地涨红了脸，喃喃地说： “你躺了两个多月了⋯⋯是时候了，彼嘉！” “当时没有把粮食送去吗？”

“送去了⋯⋯” “干得好，爸爸！”

迦夫里拉听到“爸爸”两个宇，心里又感到一阵温暖。

彼得罗是乌拉尔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从小是孤儿，在工厂长大，参加了红军，后来又被派来做了征粮队员。他在老爹家养好了伤，开始帮助老爹在草原上耕地，耙土，播种。两个老人暗暗地存了一段心事，他们想把彼得罗留下来，给他娶亲，和他一块过日子。可是突然有一天，工厂给彼得罗来了一封信，说工厂已经开工，叫他回工厂去。

彼得罗接到信后，变瘦了，每天夜里唉声叹气，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迦夫里拉明白，草原留不住彼得罗了，工厂早晚要把他夺回去。彼得罗终于对老爹说：

“爸爸，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想回工厂⋯⋯” “我不留你。你去吧！”迦夫里拉鼓起勇气回答。“你得瞒过老太婆⋯⋯

你说，住一阵就回来。”

迦夫里拉一路上送彼得罗，东拉西扯地说着些不相干的话儿，借此掩饰他再一次失去儿子的凄苦茫然的心情。他觉得彼得罗一走，这儿连太阳也会暗淡无光。彼得罗在拐弯处最后一次挥了挥帽子，而在他迈步走去的地方， 风猛烈地旋转着，扬起一片白蒙蒙的尘雾。

肖洛霍夫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哥萨克老头儿接受革命的自然而曲折的过程。迦夫里拉虽然是劳动农民，但是他是哥萨克，他保留着哥萨克在沙皇军队服役的光荣感，他看不起红军。接受新鲜事物是困难的，然而匪帮非常残酷地杀死了征粮队员，惊醒了迦夫里拉劳动者的善良的心灵。他看到了匪帮的这种残酷、这种违背人性的行为，是和劳动群众向往劳动的、宁静的、友好的、和平的、建设性的生活多么格格不入。因此他的爱子之心随之也赋予了社会的意义，他的转变也是自然的了。正像绥拉菲莫维奇指出的， 肖洛霍夫善于从许多特征中挑出最典型的特征。

《顿河故事》已显露出肖洛霍夫善于描写悲剧的某些特点，同时也表现了肖洛霍夫的独特的幽默感和喜剧才能。然而，这些生动的、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毕竟是肖洛霍夫的早期试笔之作，从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反映现实方面存在着一些过于简括和直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