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观的生死祸福观念最能体现一个人是否能保持气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来到世上，死是避免不

了的事，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死的方式。荀子言：“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那些品行高尚的圣贤， 能够坦然面对生死。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由于利益的争夺和人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出现许多非正常死亡，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谋财害命、人际冲突死亡等等。对于大规模的不可避免的集体死亡，一般人们无法做出选择。最难做出选择的是非正常个体死亡：如作战被俘、犯法受刑、舍己救人、遭人暗算等能亲身体验生死含义的考验。人身上自然属性的本能是避害趋利，苟且偷生。为了活下来，在战斗中临阵逃脱，屠刀面前变节自首，甚至于卖友求荣。但人类是脱胎于动物自然界的万物灵长，拥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思维和理性。无比丰富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日推月移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进化，给人类的行为方式确立了罪恶和正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经过文明的熏陶和自身主观方面的努力修养，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智者圣贤们开始用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存在。这样，保持气节就成了最高尚的品格风范。气节成为支配常人思想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客观地讲，保持气节，就是维护个人尊严，保护民族利益的一种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和高尚行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大多数具有精忠报国的思想意识，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淳朴高尚的，其社会风气是积极向上的，整个国民精神就有一股强大的进取力量，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相反，要是一个社会的主要成员们，背主弃信，不务实际，沉溺于虚伪腐朽之中；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以身报国的牺牲精神，困难当头，人人只顾自身家小，贪生怕死，那么， 这个民族的命运必将走向灭亡。

立足现实，对比今昔，其道理是十分明显的。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莫不是统治者的浮华软弱造成的；反过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经 5000 年的沧桑而愈益焕发光彩，是因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大批为捍卫中华传统而坚贞不屈，与敌血战到底的仁人志士。他们的高风亮节、英勇行为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古人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 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义可也”。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苏武使节团中有人谋害匈奴贵族事败泄漏，匈奴趁机威胁苏武，但苏武不为淫威所屈， 理直气壮、声明大义，维护了汉朝的威仪声誉。正因为如此，匈奴更欣赏苏武的勇气，欲诱使苏武投降，却被苏武严词拒绝。为了消磨苏武的意志，匈奴流放他到北海牧羊。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人烟稀少；苏武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地生存着，杖汉节而牧羊，始终不向匈奴屈服；直至 19 载后，在汉朝的坚决斗争下，凯旋而归。苏武视死如归，保持民族气节的英勇义举激励着千秋万代的华夏儿女。

宋末元初，南宋重臣文天祥，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为国效命，抵抗元兵的侵略。他浴血奋战，顽强不屈。后来在南宋内部奸臣的排挤制肘和强敌的进攻下，退守南疆，仍图恢复。兵败被俘，身遭敌害时，全无惧色，由于他英武神才，气节高尚，被元世祖忽必烈所欣赏，许以丞相之要职，让文天

祥投降。但文天祥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畏生死折磨，坦然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在文天祥看来，生固然可贵，但义更高；为了持节尽忠，牺牲生命是在所不惜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坚贞信念，所以他才能做出气壮山河的义举。可见，真正有气节的君子人物，是能够坦然对待生死福祸的。这种坚贞达观的生死福祸观念，养成了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使他们无所畏惧地为理想立言践行。这些英雄人物，不向邪恶低头，不被困难吓倒；顺境里谦虚谨慎，困境里豪迈乐观，以天下为己任，真正达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一定要学习古代圣贤们的这些优秀品质，用古人乐观勇敢的精神去看待迎接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使我们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自觉防范抵制腐化堕落。困难面前不灰心丧气，困境里不怨天尤人；顾全大局，用豪迈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去面对各种挑战，为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