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修养中如何看待处理荣辱功名，权位爵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是以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为基础的。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结构中阶级、阶层的差别，私有价值观将会长期存在。荣辱功名，权位爵禄只是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私有观念的产物。而人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动物，其精神世界源于物质实践，又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加上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和各种复杂的现实原因，以致对追求财产荣耀权力的社会实践行为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我国历史上，有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造福民众的追求精神；有道家淡泊免得、顺其自然的人生情趣；有佛教中清心寡欲、四大皆空的苦行生活方式；也有市井之中的庸俗小人观念，为了功名权位，不择手段。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存在多种需要，今人马斯洛所研究得出的需要五层次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正确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只有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即较高的功名权位后，才能得到实现和巩固。并且在更深层次上来说， 功名权位的具体内容就是人的多种需要。从客观现实来说，名利权位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只有积极适应这种社会现实，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只有这种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奋斗的精神力量和行动， 才能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加上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人们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类丑恶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违背了人类向往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所以，古往今来，不少明通事理的君子人物和普通正直之人，对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功名权位的方式极为反感愤慨。古代，在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政治体制极端专制的情况下， 绝少有民主的阳光。万民百姓的事务命运皆由天子一人支配，皇帝直接掌握着手下臣民的生杀大权。治理国家的方式虽有礼仪典章的形式，但决策执行的核心权力由着君主的脾气好恶，所谓国家大事也是为君主一人服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君主贤明，国势就强盛；统治者昏庸，就有改朝换代的结

局。倘若君主明智，在用人方面就可以亲贤臣，远小人；通过正当渠道选拔官吏，功名权位就可以成为正当光荣的事业而为人们所称道。反之，如君主昏庸腐朽，便会出现小人得志，忠良受排挤的现象；高官厚禄落入奸邪小人之手，市井利欲熏心之徒为追求享乐对功名权位垂诞三尺，不择手段孜孜以求之。这些名利之徒，一朝职权在手，便肆无忌惮，欺下瞒上，鱼肉百姓， 亵渎正义。功名权位失去了发挥正当社会职能的作用，功名的价值在正直人士的心目中成了罪恶的主要根源。甚至于有人远离名利，隐居山林，与世无争，如东晋名士陶渊明归园田居，怡然自得，获历代淡泊功名隐士之冠。这些人其中也难免有一部分人，本意热衷功名，但仕途屡屡受挫，便悲观厌世， 产生了愤世嫉俗的心态。所以，古人视淡泊名利为保持气节的观念既有其合理的内含，也有迂腐的糊涂观念。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名利权位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在权力功能的影响下对社会产生或坏或好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我们应该在分析借鉴历史的基础上，为现实提供合理的科学认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用人唯亲，贪污腐化的政治现象是必然的。而封建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亲亲、尊尊的特权思想，正义和真理没有真正的市场。他们全部的知识并不是为民众利益服务，而是为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集团服务。由于封建知识分子主流的信仰与道德追求从本质上来说缺少群众基础和现实科学性，所以他们的气节修养就缺乏现实的操作性，最大程度上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信条和极个别人的精神修养准则。再说，封建君主除了开国皇帝是凭其实在本领登上宝座外， 一般的都是靠血缘关系世袭产生的，是宫廷矛盾斗争的产物，没有依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推选的制度和传统。这些自幼在宫廷深院中长大的最高统治者， 没有社会实践的磨练，缺少处理各种事务的政治才能；也就更谈不上用人唯贤，知人善任。礼教中的仁义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标准只是对皇帝的理想要求，并无实际上的约束力。皇帝尚且如此，则他手下的为功名权位的朝廷的文武大臣又怎能普遍持久地保持气节呢？那些仕途失意的知识分子由失望变为愤世嫉俗，向往隐居山林，只能是吃不到葡萄后的一种心理变态而已。当然，也有真正淡泊名利之士，但也只是凤毛鳞角的事。但是， 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赞扬那些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的卑鄙行为。这种人，有朝一日一旦头戴乌纱帽，就会原形毕露，从民众身上捞回自己的投资，做出种种祸国殃民的事。对这样对待权位功名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抛弃。不要说今人，就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对这样的人和事也嗤之以鼻，甚至直接予以打击制裁。北宋时期有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专门惩治做奸犯科，无恶不作之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身正气，不畏权贵，为民请命，谱写了封建时代正气之歌。可见，尽管时代在变迁，但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继承贯通性，即正义的价值是永恒的。

我们在批判否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追求功名权位的价值观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那些把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追求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力图建功立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高尚的名利观。具有正当高尚名利观的人，他们本身的高尚持久的信念和奋斗的历程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且他们的业绩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西汉时期，戍边名将李广，身经百战、保家卫国、出生入死， 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李广本人凭其显赫战功受封为侯，满足他

最高人生价值的实现。李广虽然壮志未酬、受屈自刎，但我们决不能抹杀他戍边卫国的英雄业绩和通过正道追求功绩权位的光明磊落的胸怀。李广决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虽然有一些封建性的官本位因素，但他更看重的是用显赫的功绩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这种追求功名的方式不是用投机钻营的不正当手段，而是靠报效国家，流血流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广的功名权位观念是高尚正当的，其合理的内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他一生奔波， 历尽艰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耗尽心血，几度出任革命政府元首，但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孙中山先生有图谋权位的野心。他的所作所为，理想信念是建立在为民众谋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民族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中， 不仅有践行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帝王将相，更有崇尚气节的贤达君子，他们注重从理论和内心信念上澄清对荣辱功名、权位爵禄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功名取之正道，有益于国家人民，则受命而谋其政；若功名有侮正义，有损于国家民众，则须舍弃功名而取义。贤君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古人尚且如此， 今人更应该洁身自好。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华人专家学者，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冲破层层阻挠，毅然回国效命。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图享受，追求正义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