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 年 11 月 19 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 30 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 1917 年 2 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 1915 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①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 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

①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改良主义者。1904 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

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无疑仍然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可是没有赋予他作为政治家最必需的意志力。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缺少某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它就悲剧性地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在 1905 年、1914 年和 1917 年 3 个历史重要关口对他进行了观察。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革命的，但是他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就陷于各种疑虑之中。他的丰富、灵活和诸方面的思想缺少意志力的支持。1914 年 10 月 14 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说：“也许我们同列宁比同普列汉诺夫更容易取得谅解，看来列宁正担当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战士的角色。”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托洛茨基到巴黎时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中的合作，一开始就伴以不调和的曲调，直至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 甚至停止担任报纸的特约撰稿人为止。

托洛茨基家早就从塞夫勒迁到巴黎市内，住在欧德烈小街。巴黎变得越来越荒凉，马路上的街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贝尔福特的狮子，不知什么缘故，嘴里冒出一把龌龊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