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伦敦代表大会和火星派分裂

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日益临近。最后决定把编辑部迁往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较低廉，与国内联系也较容易。列宁很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决定。谢多娃后来写道：“在日内瓦，我们住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列·达全力投入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正在准备回国参加党的工作。”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劳动合作协会本部举行。提供开会的仓库相当隐

蔽，里面堆满了一包一包的羊毛，因而代表们也就时时受到无数跳蚤的袭击。更糟糕的是从第一天起代表们就受到紧紧的跟踪，受到严密的监视。托

洛茨基是以一份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住下的。可是，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晨，突然收到一张致萨莫科夫

—利耶夫的通知书，要他明日上午带着护照去警察局一趟。当天其他代表也都收到一张这样的通知。所有去警察局的人都被限令在 24 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托洛茨基没有去警察局，而是直接动身前往伦敦，因为代表大会已决定转移到那里举行。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展，《火星报》主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也愈加明显。分歧最初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即什么人可以作为党员的问题。列宁坚持把党同地下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认为在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个矛盾并不存在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确定只有地下组织成员才有表决权。然而，两种背离的倾向是确定无疑的。列宁要求党组织必须轮廓分明和十分明确，马尔托夫则倾向建立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结成的派别决定了大会的以后全部进程，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组成问题。幕后进行了争取每一个代表的工作。列宁竭力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一边来。有一次，他和克拉希科夫一起跟托洛茨基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散步，其间，他们俩尽力使托洛茨基相信马尔托夫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马尔托夫是个“温和派”。克拉希科夫在历数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特点时用词十分无礼，以致列宁皱起了眉，托洛茨基更是惊恐。在他对编辑部的态度中仍然有不少年轻人的感情用事的成分。这次谈话非但没有使托洛茨基靠近他们，反而疏远了。分歧是模糊不清的，与会者都在探求分歧的真谛。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派基本成员会议，以求做些澄清。可是在推选谁当主席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我建议由‘便雅闵’①当主席。”捷依奇为了使大家摆脱困境提议道。这样，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担当起了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员会议的主席重

任。正是这次会议种下了以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种子。与会者的神情都紧张到了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列宁“砰”地一声带上门，愤然离去。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见他失去自持。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暴露出来。列宁派女代表兹和

① 便雅闵是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的最小儿子。

她弟弟季米特里来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试图争取他站到“强硬派”方面去。谈话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怎么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们得到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你争取过来。”他们说。最后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随他们。

对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宁，这位斗争中最积极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分裂并且绝不愿意分裂。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弄得心烦意乱。列宁在会后患了几个星期的头痛病。谢多娃后来在笔记里写道：

列·达几乎每天都从伦敦写信来，信里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恐慌，最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报告了《火星报》的分裂：《火星报》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难受。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革命的集权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硬性和严格的原则，它对待从前是同一思想的个人或整个团体往往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列宁常常喜欢用“不调和的”和“无情的”这样的词汇不是偶然的。只有摆脱所有卑鄙的个人私欲，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高度自觉的革命斗争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冷酷无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是一个主张集权的人。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为了要带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必须要有强力和专断的集权。我的青年时代前期是在敖德萨度过的，那里比别的地方多延续了 5 年的反动沉闷的气氛，列宁的青年时期则处于民意党人活动频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轻几岁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涨环境之中。1903 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多半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我还没有认识列宁的集权思想是从一个明确的、经过独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逻辑结论。在聚杂在“火星”旗帜下的人们还普遍存在着模糊思想和认识时，正是列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看见了明天，看见了他们所面临的全部严峻的任务、激烈的斗争和无数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