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拿河畔的两年

勒拿河的河水载着革命者这几艘满载犯人和看守的驳船向下游缓缓流去。夜里异常寒冷，早晨，覆盖在犯人们身上的皮袄结满一层厚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子，都有一两个人被押上岸去。托洛茨基记得当他们到达乌斯库特村时，已经在河上整整漂了 3 个星期。在这里，他与一个尼古拉耶夫案子中的女流放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她就是南俄工人同盟

领导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她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加上毫无个人私念，使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人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彼此不分开，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举行了婚礼。

村子里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边缘的一家人家里安顿了下来。四周是树木，下面便是勒拿河，顺勒拿河往上走有几处金矿。金子的四光在整条勒拿河上闪耀。乌斯库特村曾经有过兴盛时代——那是骚乱、抢劫和凶杀的时代。可如今村子沉寂了。但是，酗酒成性的恶癖却留了下来。他们住处房东老俩口就是饮酒无度积习已久的酒鬼。这里的生活是愚昧、压抑和与世隔绝的。夜里，整个屋子充斥着蟑螂的令人惶惶不安的悉悉声，它们在桌子、床上，甚至在你脸上肆无忌惮的爬动。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搬出去一两天，以便打开门窗，让零下 30 度的寒气吹进来。夏天，蚊子肆虐，有一头母牛迷了路，竟然在林子里被毒蚊咬死了。农民们只好头上戴着涂了焦油的、用马鬃编织的网罩。春秋天又是一片泥泞。大自然固然绮丽无比，可是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它，而且觉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上面实在太可惜了。他虽然生活在河流和森林之间，却从没有留意过它们的姿容， 书籍和个人事务占据了托洛茨基的一切时间。他一边用手驱赶着书页上的蟑螂，一边钻研着马克思的著作。

勒拿河是流放者来往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逆河而上回到南方。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流放者人数日益增多。各流放点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流放者们经常书信来往，有的信写得很长，几乎就是一篇论文。流放者提出迁居雷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批准，但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搬到了 250 俄里以外的伊里河边，那儿有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在那里给一个百万富商当了一个时期的管事。他的皮货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差不多有比利时加荷兰那么大的地方。这是个势力很大的巨商。有好几千通古斯人为他干活，他叫他们“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识字，用画十字代替签名。他整年过着吝啬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一度的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又一下能挥霍几万卢布。托洛茨基为他工作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他在记账时把 1 磅红丹写成了 1 普特，并把这荒唐的账单寄给了很远的一个店铺。这损坏了托洛茨基的声誉，因此他就辞职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乌斯库特。这年冬天酷寒，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几度。一路上，马车夫不得不时常用手套敲掉马勒上的冰柱。托洛茨基在膝盖上抱着出生才 10 个月的小女儿，他给女儿头上套了个皮筒子，每当车子一停，总是提心吊胆地掀开来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总算旅途一切顺利。不过这家人在乌斯库特没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又允许他们搬到稍南一些的维尔霍伦斯克， 那儿也有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

一些老民粹派流放者，由于在这里多年，多少有了建树，打下了基础， 故而成了流放者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托洛茨基在流放地时，正好一些罢工工人（他们多半不识字）也被流放到这里来，对这些工人，流放正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正如在其他囚禁人数集中的场所一样，思想纷争常伴随着私人龃龉而越加激烈。个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常常像一出戏，有时甚至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在维尔霍伦斯克，有一个基辅大学生表现出可能会自杀的迹象，大家就轮流看守着他。托洛茨基看见他桌上有许多亮晶晶的金属片，后来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的猎枪制作铅弹。但他仍然死了，大家没有看住他，

他是用枪口对着自己胸膛，用脚趾扣动的扳机。流放者默默地把他安葬在一个土岗上。大家都羞于说一些虚伪的话，所以没有人发表演说。各个大流放点上都有自杀者的坟墓。一些流放者（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借酒浇愁。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只有紧张的学习和思考才能挽救自己。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做了一些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些年中，在这条勒拿河大水道上，托洛茨基先后认识了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一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青年革命家。大家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流放犯的到来。一个漆黑的春夜里，人们围坐在河水汹涌的勒拿河边，捷尔仁斯基用波兰语给流放者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他的嗓音和他的容貌一样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