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安迪德·奥托”

到乌斯库特不久托洛茨基就开始给伊尔库茨克报纸《东方评论》写稿。这是一家由一批老民粹派流放者办的合法地方报纸，偶尔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涉足其中。托洛茨基一开始写些农村通讯，曾激动地等待过第一篇稿子的问世，后来得到编辑部的赏识，逐步转向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托洛茨基想取一个笔名，于是就随手翻开一本意大利辞典，一眼就看到 antidoto 这个字，于是许多年中托洛茨基就用安迪德·奥托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打趣地跟朋友们解释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到合法的报刊里去。报纸突然把他的稿酬由每行 2 戈比提高到 4 戈比，这是托洛茨基成功的最好证明。他开始写农民问题，评述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还有莫泊桑、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他整夜整夜地写稿子，反复地修改，力求找到确切的概念或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洛茨基慢慢地成为一个作家了。

从 1896 年（当时托洛茨基还企图避开革命思想）和从 1897 年（当时他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然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以来，托洛茨基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的基础。在流放中，他努力用他所掌握的新观点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所谓“永恒”的问题，即爱情、死亡、友谊、乐观和悲观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爱、在恨、在憧憬着未来。正如树是由根吸取土壤中的乳汁来养育它的花和果一样，人也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食物来抚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包括那些“最崇高”的感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与社会。不久以前这些文章汇集成集出版了。如果今天他再写这些文章当然会是另一种形式，不过其基本思想不会变。

就这样，生命的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又流过了多少河水！革命运动开始由地下涌上城市的街头。有些省份还暴发了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纷纷建立。他们也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他为他们写过号召书和传单。经过 3 年的中断以后，

① 乌里茨基（1873—1918）：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曾参加 1905—1907 年革命。十月革命中任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 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托洛茨基又开始投入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再也不愿意待在他们的监禁地，出现了逃亡的热潮。大家不得不安排一个次序。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从小就受过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愿意用小船、大车或雪橇秘密地把政治家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去。西伯利亚的警察们其实与流放者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望无际的雪原既是他们的帮手，也是他们的天敌。要抓到逃亡者极为困难，他们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者自己在河里淹死或在原始森林里冻死。

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各自的斗争，而沙皇政府却有着一致行动的绝大优势，所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党的想法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萦绕。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 其抄本流传于各流放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流放者以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外同志足够的重视，其实，他们早就想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1902 年夏季，托洛茨基收到从伊尔库茨克寄来的几本书，封皮下藏着用考究的薄纸印刷的最新国外出版物。这时流放者才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以铁的纪律为保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组织。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也传到流放者这里。托洛茨基觉得他的那些手抄文章、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和为西伯利亚同盟草拟的宣言等等在新的巨大任务面前显得太渺小和太落后了。应当寻找另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走。

这时托洛茨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 4 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十分艰难，托洛茨基的逃跑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增加双倍的负担。但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走！对于她来说，革命的义务压倒一切的想法，首先是压倒了个人的欲望。当这对患难夫妻认识新任务时，妻子首先提出让丈夫逃走的问题，并消除了托洛茨基对出走的所有疑虑。由于她的出色的掩护，托洛茨基逃走后好几天警察还未察觉。托洛茨基从国外几乎无法与她联系。以后她又遭受第二次流放。后来这对患难夫妻只偶尔见过几次。生活使他们分开了，但他们的思想联系和友谊却是长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