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武装押送

门被打开了，人群激动和慌乱地涌进来。他们看见列·达穿着拖鞋，于是就找来他的皮靴，并给他套上；又找来皮衣、皮帽⋯⋯都给他穿好、戴好。但列·达仍然拒绝上路。于是他们就架起他来。我赶忙穿上皮袄和高统套靴，跟着他们跑出去⋯⋯门在我身后碰地一声关上；门后一阵骚乱声。我朝拖列·达下楼的特务大声喊，叫他们把儿子放出来：大儿子还要跟我们去流放呢。门打开了，孩子们和两位客人——别洛勃罗多娃和越飞的妻子

——跑了出来。他们是奋力冲出来的。谢廖沙用运动员的架势冲在最前头；廖瓦下楼时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声喊道：

“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

楼梯口和每家门里伸出一张张面露惧色的脸孔。这幢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的高级干部。汽车里塞得满满的，谢廖沙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别洛勃罗多娃也跟我们一起上了车。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急驶。天气很冷。谢廖沙没戴帽子，临行时慌急中没顾上拿。大家都没穿套鞋，没戴手套，也没带一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是空手。汽车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廖沙想跳出汽车跑到嫂嫂工作单位，把我们被带走的消息告诉她。特务们紧紧抓住谢廖沙的手，希望列·达不要让他跳车。我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车站。特务们又像出门时那样架住他的两臂。廖瓦对几个铁路工人喊道：

“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架走托洛茨基同志！”

一个曾经陪同托洛茨基一起打过猎的克格勃特务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瞧你这个小矮个儿！”他凶狠地喝道。

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 2 点钟。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 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 9 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

① 当时的克格勃首脑。

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

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 30 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 12～15 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 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我们喝了杯茶暖暖身子，又吃了点东西，还和女主人（一个哥萨克妇女）聊了起来。列·达向她详细打听了当地生活习俗，顺便问了打猎的情况。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次有趣的谈话。押送人员都到隔壁人家去借宿，我们也开始安排睡觉。廖瓦躺在一条凳子上；我同列·达把羊皮袄垫在身下，睡在一张大桌子上。当我们摸黑在这间低矮而寒冷的屋子里躺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说道：

“同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有天壤之别！”

列·达和廖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继续赶路。前面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要翻过库尔泰山。天气依然寒气逼人。我觉得衣服重得使我受不了，像一堵墙倒在身上。中途停站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同司机和从阿拉木图前来接我们的克格勃人员闲谈。日后的陌生生活的图画一点点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凌晨 3 点，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