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将凉州酒列为国酒

1038年，李元昊建立了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大夏国，史称西夏。而西凉府是西夏的第二大城市，也被称为辅郡。

凉州美酒兴盛于西汉、三国及隋唐时期，到了西夏时期，凉州美酒更是达到一个鼎盛期。当时的烧酒跟后世的白酒已相差无几，酿酒达到了一个顶峰。

在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蒸馏壁画中，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壁画中有两个女子正在酿酒，一个添火，一个持钵，灶旁放置酒槽、木桶、酒壶。这一惊人的发现，充分说明西夏时，人们已经采用蒸馏技术酿造烧酒。

党项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酒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消费品，出征要饮酒、狩猎要饮酒、国宴要饮酒，军功赏赐、赏罚、婚宴、丧葬、盟誓、复仇、消乏、解闷等都要饮酒。

西夏人不仅把酒看作是一种生活享受品，更作为一种精神鼓励品和奖赏品。在《宋史·夏国传》有确切记载：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酒，割肉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宋史》中还说，如果在战争中打了胜仗，“取得敌人首级者，赐酒一杯，酥酪数斤。”酒除了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之外，还发扬了善武精神方面发挥着其他物品难以替代的作用。

李元昊建国以后，西凉府一直处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有耕无战，御库盈余，农牧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酿酒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手工业。

西夏时，酒更成为沟通部族之间团结和缔结他国关系的一种纽带。随着酿酒业的发展，酒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酒的储备也越来越多，酒不仅大量满足于自身需求，而且还向嗜酒如命的蕃部民族提供大量的饮用酒，诱其叛附。

在西夏，饮酒不仅进入法律条令，西夏国酿造的美酒更成为地地道道的“国酒”。

由于酒的垄断经营，使得西夏国的经济飞速发展。酒卖得越多，所得的盈利就越丰盈。酒卖得多少，还要看吃酒人的多少。为了鼓励人们多饮酒，有关饮酒的法律制订条款相关宽容，甚至庇护酒醉犯事的人。

条款规定，若某人酒醉牵走他人的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酒醒后归还全部畜物者，可原谅其酒醉后的行为。若某人同窃贼们一起吃过酒，但过去从未参加过合谋行窃，获罪者仅限于那些真正行窃者。这种对饮酒者的庇护和宽容，其目的就是为了多销酒，多盈利。

西凉府的酒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远销国外。当时政府在沿边地区广设榷场，越是临近西夏的边界，榷场越多。榷场交易中，除羊、马、盐、皮毛交易外，酒是重点交易的产品。为吸引市场买主，西凉府的酒是必然交易之货。

据北宋史学类书《册府元龟》记载，辽国向宋王朝进贡用的酒，就是凉州酒。这就说明，那时西凉府的酒是作为国酒销往别国的。他国又作为国酒向第三国进贡。由此可知，西夏西凉府的酒是代表国家的酒。

西夏白酒的原料主要是谷类。西夏石窟寺亥母洞遗址的西夏塔婆中发现，有糜谷、青稞、大麦等粮食。说明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青稞和大麦。

西夏烧酒的出现，是我国酿酒工艺史上的一次革命。

[旁注]

党项羌　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族党项羌”的称谓。据史料记载，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榷场　指我国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国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

类书　工具书的一种。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类书具有三大功能：储存原始著述以备参考阅览，提纲挈领便于引擎检索，分门别类便于采用传播。

亥母洞　金刚亥母洞的简称。始建于西夏，毁于大地震。残留三洞，洞内有金刚亥母塑像，喇嘛塔两座和不同造型的小塔数百个，是国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原始的金刚亥母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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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国初年，虽然在大凉州设立了西凉府，但宋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在凉州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当时控制凉州政权的仍然是吐蕃的六谷部及折逋氏家族。

北宋淳化年间，宋朝廷派殿直丁惟清到凉州买马，并了解地方情况。有一次，凉州吐蕃领袖到宋京都开封贡马，再次请宋派官到凉州，宋朝廷即以丁惟清为凉州知府。丁惟清在这里待了不到10年的时间，到1003年，党项族攻陷了凉州，从此，凉州及河西一带为西夏所属，管理时间约190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