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明观和科学家的责任

防止科技文明成果的滥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科技文明观，即对科技文明的一种看法。同时，它又反映了一种立场，一种态度。它一方面认为，科技文明成果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滥用了，另一方面它主张人们应当去防止，而且是自觉地去防止这种滥用。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及伴随科技文明而来的副作用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这种科技文明观及其主张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种文明观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科技文明观一样，反映了对人们世世代

代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即科学的社会价值—

—的看法。

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也有人把它比作是已经打开的潘朵拉盒子。前者把火种和光明带到人间，而后者则为人间带来了罪恶、灾难、疾病、疯狂和祸害。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科技文明观。我们认为，这两种观念都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绝对化了，或者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绝对地好，或者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是绝对地坏。因此，把它们断言为片面的、极端的科技文明观，是并不为过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科技文明观依然存在，虽然有新的表现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和历史上的各自的同类科技文明观一脉相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它们区分为唯科技主义的文明观和反科技主义的文明观。前者是激进的、盲目乐观的科技至上主义，后者是保守的、盲目悲观的科技至下主义。

唯科技主义的文明观，崇尚科技万能，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道德进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它看作是促进这种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提出，科学治国论的再现等等，无不打上了唯科技主义文明观的烙印。今天，这种文明观正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在它们当中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中的能者统治观和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的中轴原理，也有赫尔曼·康恩的超工业经济和科技乐观主义。它们是西方唯科技主义文明观在现代的发展。

在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中，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首要地位，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社会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的统治人物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运用权力的手段是控制技术和政治力量的平衡；阶级的基础是专门技术；社会的未来方向是控制技术发展；社会是通过创造新的智能技术来制定决策的。贝尔描述的新社会，是活脱脱的科技至上的社会。

和罗马俱乐部长期论战的赫尔曼·康恩则以另一种方式的科技至上主义来看待科技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什么问题便都可以得到解决，贫困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他描述的今后 200 年

的世界是极其令人乐观的：人口总数可达 150 亿，年总产值可达 300 万亿美

元，即人均达 2 万美元；贫困问题已基本解决或减轻，生活富裕；人类已控制了自然；今后的灾难是因为人类太幸福而产生的痛苦，绝不是人类的灭亡。

上述唯科技主义文明观的基本特征是：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既高于一切又决定一切的因素，否定其他的因素如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它的另一个特征，则在于孤立地看待科技本身的发展，忽视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这两个特征，恰恰反映了唯科技主义文明观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反科技主义的文明观和唯科技主义文明观针锋相对，是一种否定科技的积极社会功能、强调其消极社会功能的文明观。其主要思想基础是：科技弊大于利，即它为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它为社会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它的成就。在他们看来，价值和文化才具有更大的、真正的社会功能。

反科技主义文明观和唯科技主义文明观的斗争是历史的、长期的现象。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代代相传。例如，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时期，卢梭就曾与伏尔泰进行过反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论争。卢梭不但怀疑而且否定科学的作用，他的文明观是：科学的发展提高了文明的程度，但文明

程度越高，人的本性便越堕落，人受到的摧残就越严重。在他的心目中，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罪恶的产物，科学和艺术越完美，人的灵魂越腐败，因此科学和艺术是道德的最凶恶的敌人。在现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反对西方文明的悲观主义者，继承了反科技主义文明观的历史传统，对现代科技产生的负效应和引发的新问题深感恐惧，断言人类已走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将在现代科技文明的陷井中越陷越深。他们向全人类发出告诫：人类如果执迷不误，在现代科技文明的歧途上越走越远，那么人类将难逃灭亡的厄运。

当然，有关现代科技文明的悲观论看法绝非毫无道理、一无是处。我们不应全盘否定他们的观点，至少他们提醒我们注意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全球性问题。但我们也不能赞同他们过分强调现代科技产生的负效应和新问题的严重性，更不能赞同他们把现代科技说得几乎成了万恶的根源。同样，我们不否认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功能，但却不同意唯科技主义的文明观对科技社会功能的过分夸大。我们必须从本质上看待科学技术的两重性，才能正确评价科技的社会功能。这样的科技文明观，才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是既不同于唯科技主义，也不同于反科技主义的文明观—— 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

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是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认为，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科技具有社会功能，而社会对科技也具有反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显然，这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文明观。它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定，而且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 100 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的被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①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由于科学研究成果造成技术革命而导致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恩格斯在有关技术、产业革命、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中指出，18 世纪后半期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的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人的上述观点，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科学技术发挥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人们最初用生物学知识来控制自然，在土地上种植以获取食物。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形成，城市与贸易的出现，人类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史。此后，力学和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学为基础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论和空间技术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1 页。

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传统文明进入现代文明，进入信息时代。没有科学技术对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认为，科学技术的最大、最积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它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推动力量。

当然，辩证主义的科技文明观也不回避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即它为人类文明带来的问题和消极影响。换句话说，这种文明观还正视科技的消极的社会后果。它认为，无论是环境的污染、能源的危机、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剧增，还是失业率的上升，既和科学技术本身的两重性有关，更和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不但必须把科学技术的消极后果同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相联系，而且必须分清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科学技术问题的界限，不要把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不良后果强加给科学技术。

另外，由于各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制度也不相同，科学技术在各国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所作的贡献，也是千差万别的。大致上说，科学技术越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也越大，但带来的新问题和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多；社会制度越优越的国家，科学技术产生的新问题和副作用就越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由于上述原因，各个国家占居主导地位的科技文明观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对科学技术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的评价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不同国家的科技政策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此外，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也往往反映了不同国家在科学技术文明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别。

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科学技术的价值的认定等等，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容易产生经济效益、长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和技术，人们容易看到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对那些暂时见不到经济效益，也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人们并不了解它们将如何发挥社会功能和具有何种价值，因而抱以冷淡和忽视的态度。从相反的角度看，带来明显副作用和新问题的科学技术，人们也较容易进行判断；而对那些暂时有效益、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却潜伏着不良未来影响的科学技术，人们也往往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而作出功能上和价值上的错误判断。此外，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和价值，人们还往往忽略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判断，即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认识水平所发挥的功能和所具有的价值。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判断方面存在的上述复杂性缺乏认识和了解，就难以形成正确的科技文明观。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从事科技文明活动的主体，是创造科技文明成果、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因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应当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科技文明观，并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以便使科学技术发挥良好的社会功能，从而提高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而不是相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活动，既非真空，也不是孤立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影响社会，也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作为活动结果的科研成果或技术发明的社会应用，对社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有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当对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而产生的后果负责，即承担社会责任。反过来，社会也会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加以制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鼓励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科技应用，限制甚至制止对社

会文明进步有害的科技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科技文明观，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但要认识到自己的科技成果对社会文明的影响，而且还必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除了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科技文明观和承担社会责任之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还必须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科技道德观并承担道德责任。科学技术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和人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科技活动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便同他人和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虽然研究的是科学技术的是非问题，但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的应用却都和善恶有关，即对他人、对社会是善还是恶。因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活动与他人、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伦理道德关系。与他人和社会为善的研究和成果应用，是有道德的；而与他人和社会为恶的研究和成果应用，则是不道德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对他们的研究意图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必须由他们来承担。

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人们的看法显然是有分歧的。当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地位不太突出时，它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负影响也不象今天那样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注意这方面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问题。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科学的传统重视不计利害地探寻真理而不管它会引起什么后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连同科学技术的不良后果，已经成为尖锐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不能否认，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没有必要去承担科技成果应用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例如，后工业社会论者贝尔认为：“从事科学的人们与其说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负责，还不如说对自己的理想负责。”研制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也以纯科学的口吻说道：“科学家不应当对对社会有益地或有害地利用他的成果承担责任。他仅对自己工作成果的科学价值负责。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问题。《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一书的作者波恩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在科学的作用和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我们曾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这个美梦中被世界大事惊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惊醒了。”①他还写道：“我虽然没有参与把科学知识用于像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那样的破坏性目的，但我感到自己也是有责任的。”②爱因斯坦也这样说过：“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都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成为祸害。”③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科学家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作为科学家的社会

① M.波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102 页。

② M.波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27 页。

③ 《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158 页。

责任和道德责任，并把运用科技成果为人类造福看作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应当追求的美德。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追求真理的范围，局限在只对科学成果的价值负责或只对自己的理想负责，而是既追求真理又追求为人类谋福利。

在科学技术成果的副作用和负效应对人类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日益构成威胁的今天，要使科技成果的应用更好地为人类谋福利，科技界就必须把研究和评估科技成果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看作是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对核战争后果的研究和预测性评估，核冬天理论的提出，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了解科技成果应用的消极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它们的重要贡献在于说明：尽管未来的核战争是否发生，不取决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愿，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所做的研究和评估工作，不但有助于人们了解核战争的严重危害，从而努力去反对和制止未来核战争的爆发，而且可以对政治家们提出警告——他们绝不可能在一场毁灭一切的核战争中去达到任何政治目的，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换来的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全人类的急性自杀和灭亡，他们自身也无法逃脱同归于尽这种可悲的下场。这个例子还告诉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科技成果应用的消极影响和可能造成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了解科技成果应用的副作用，社会和人类才能避免或尽可能减小它对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