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起点

未来学和未来研究是一个既有前瞻，又有后顾，同时以现实为着眼点的软科学领域，和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未来学研究的早期，中国学者侧重于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则更多地注意它的理论和方法在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立法化等方面的社会功能。而促使中国未来学学者开始对世界文明反思的却是在开罗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大会。

1978 年 9 月，在文明古国埃及的首都开罗，召开了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世界各国未来学家云集在这里，共同探讨“相互依赖的世界和文化特性”问题。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显然，大会以这一问题作为主题的意图，是交流各国专家学者从文化（各国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角度研究世界文明变迁、预测文化特性未来能否保存的成果与发现。换句话说，大会实际上探讨的是世界文明的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大趋势的发展动向和发展前景。这样的探讨，自然离不开对世界文明的多领域、多层次的反思。

对反思的理解，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对世界文明的反思尤其如此。不同的反思至少有三种：有的人认为，反思世界文明，就是对以往的、历史上的世界文明的回顾与思考。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占绝大多数。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反思世界文明，类似于“反面乌托邦”。他们（例如有些未来学家）把乌托邦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种，前者美化事物（如世界文明）的未来，认为事物的未来比它的现在更美好；后者则截然相反，即丑化事物的未来，

认为事物的未来比它的现在更丑恶、更不如。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这里所说的乌托邦都是对事物未来的前瞻与思考，具有鲜明的未来指向性，因而和上述第一种反思大相径庭，和回顾没有太多的联系。以第二种反思来看待世界文明的人，所占人数的比例不大，但却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种反思，也可以称为反向思维。它实际上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思考对象的过去或未来无关，其特点是从事物的反面或事物发展的反方向来考虑问题。例如，当思考的对象是世界的工业文明时，它往往从工业文明的反面（如弊端、负面影响、消极作用等）或其发展的反方向（如果它倒退回农业文明，倒退 10

年或 100 年等等）来思考此一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这种方法来思考问题的人固然很多，但具体到世界文明，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反思的人却并不多见。也许，参加开罗会议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里奥·佩切伊是其中的一个。他和他的许多罗马俱乐部成员虽然没有用第三种反思方法去假设世界文明的反方向发展，但却用它研究了世界文明的负面，预言了世界文明将走向毁灭性的未来。

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六届世界大会对中国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9 年 1 月 16 日中国未来研究会宣告成立，并于 1980 年 4 月创办了它的机关刊物《未来与发展》。中国的未来学研究从那时起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学者开始参加罗马俱乐部举办的会议和讨论，参与以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困境”研究计划为题的世界工业文明反思活动。

事实上，早在开罗会议之前，中国的学者对佩切伊其人及其领导的罗马俱乐部的思想与活动便已不陌生。由罗马俱乐部成员提交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犹如一块巨石，曾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千层波浪。这部带有世界文明负面色彩的著作，历数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断言现代社会如不改弦更张，克服种种弊端，工业文明将走向反面，世界末日也将为期不远。作为西方社会各界的警世通言，《增长的极限》所主张的新的增长方式和其他理论观点，引发了有关世界文明未来的持久论战。从此，罗马俱乐部被看成是西方未来研究领域中的悲观派的代表。和它针锋相对的乐观派的代表，是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及其领导人，被称为“玫瑰色未来的预言家”的赫尔曼·康恩。后者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和世界文明非但没有走向反面，而且前途光明；经济增长也远远未到极限，而且也不可能有极限，因为科学技术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康恩和他的赫德森研究所的同事，在《今后 200 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等著作中，针对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他们对世界文明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西方未来研究领域中两大流派，即悲观派与乐观派围绕世界文明而进行的长期论争，其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罗马俱乐部所披露的世界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其中包括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是世人，其中包括康恩等未来乐观派在内有目共睹的。因此，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分野不在于他们所面对的事实或问题，而在于他们对事实和问题所抱的态度。有人曾简单而形象地描述悲观派和乐观派的区别：如果把一杯水看成是一个事实、一个问题或一种资源，那么悲观派和乐观派对这杯水被使用的状况显然会持不同的态度，当水被喝到剩下半杯时，悲观派会说，事情不妙了，水只剩下半杯了，而乐观派则会说，情况不错，不是还剩半杯水吗？在世界文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这一问题上，人们也是用这种简单的标准来区别悲观派和乐观派的。

尽管罗马俱乐部被定位为悲观派，但它敢于正视世界文明的弊端和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可取的、难能可贵的。敢于正视现实，不人云亦云，对从未被人否定的西方工业文明表示怀疑，显然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赞赏的正是罗马俱乐部成员敢于向传统的、占压倒地位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勇气。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或支持他们的观点。就世界文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来说，和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相比较，我们显然要乐观得多。从罗马俱乐部成员的思想和活动中，我们获得的启迪是：无论是对世界文明过去的反思，对现状的审视，还是对未来的前瞻，不但要考虑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而且要考虑反面的、消极的因素。

如果说，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接触罗马俱乐部成员和各国未来研究专家的思想和观点是中国学者关注世界文明发展动向的外部诱因的话，那么作为文明古国的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则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未来的内部原因和主要动力。包括中国和埃及等国在内的文明古国从辉煌走向衰落、有的文明古国甚至已经衰亡的严酷事实，使我们深深感觉到世界文明的风云变幻。世界的文明将走向何方？中国的文明如何才能再度辉煌？这都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