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世界破损和消除文明阴影

由罗马俱乐部率先开始的全球问题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两类全球问题进行的：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问题；二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问题。对这两类全球性问题的研究，都是以世界日益破损、文明阴影日趋浓重为出发点的，而研究的目的则是如何防止世界的破损和消除当代文明的阴影。

全球问题研究热潮的迅速兴起和越来越多的学术团体、民间组织、科研

部门和政府机构投入全球问题研究的事实表明：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已经得到迅速的、超乎人们意料的发展。由于这种研究以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作为对象，普遍地采用建立全球模型等系统科学方法并借助计算机的辅助，而且它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休戚相关，并和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因此被看成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在较高层次上相互结合的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全球问题研究的崛起并受到世人的重视，不但由于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专门设计的研究方法，还由于它具有明显的未来倾向性。因此人们把这种研究看成是虽然不够完善但却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并具有应用价值的新兴学科。有人把它称为全球学，也有人把它称为全球未来学。

正如我们所说，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及其后来的发展史，是和世界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成立联系在一起的。佩切伊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和国际上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并组织了第一个以研究全球问题为己任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除佩切伊之外它的主要发起人还包括当时任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科技事务主管官员的亚历山大·金，荷兰政府科学顾问鲍特赫尔，日本前外相、经济学家兼计划专家、援外基金会负责人大来佐武郎，墨西哥研究生教育学院院长乌尔圭迪和原联邦德国的著名专家彼斯特尔。这些人成为罗马俱乐部领导机构即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成员。在罗马俱乐部的一般成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包括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曾担任总统及总理等政府要职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学术团体，以下列两个目标为组织宗旨：第一，“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更可靠、更深入的了解”；第二，“在所能获得的一切知识的基础上，模拟所采取的可以改变目前状况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罗马俱乐部成立后，在佩切伊的领导下异常活跃地开展了活动，开始逐步把佩切伊的想法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全球问题研究的策源地是罗马俱乐部，而佩切伊则是西方全球问题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和倡导者。

随着全球问题研究的逐步开展，从全球问题的角度探索人类和全球未来的活动也成为全球问题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角落。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相继成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成为罗马俱乐部在各个国家的代表，使罗马俱乐部的影响逐步扩大到全球。此后，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以原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为首的勃兰特委员会，国际开发协会等等，都在从事全球问题的研究。前苏联的全球问题研究，虽起步晚于西方，但却发展得相当迅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在探讨全球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基础研究成果方面，占有相当的比重。

全球问题研究的实质性开展是从罗马俱乐部成员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开始的。其后，罗马俱乐部大约每两年就发表一本由其成员提交的研究报告，如《人类处在转折点》、《人类的目标》、《重建国际秩序》、《跨越浪费的时代》、《学无止境》、《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微电子学和社会》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如勃兰特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南北关系——存活的纲领》、《共同的危机》；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全球 2000 年》；前苏联的《现时代的全球问题》；联合国专家组的研究报告《世界经济的未来》等等。

全球问题研究虽然以现存的全球问题为对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今后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未来指向性，并总是和有关全球各种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的探索和预测联系在一起。大致上说，面向未来的全球问题研究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综合性研究；专题性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第一种研究，以多个全球性问题为对象，如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研究、美国政府关于公元 2000 年的地球的研究等等。它们通常涉及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环境和生态、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寻求全球总体发展的目标和途径，为全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决策服务。第二种研究，大多只涉及某一个全球性问题，如和平、战争、人口、资源、教育或经济等等，并针对该专题，设计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为它的决策服务。第三种研究，着重探讨全球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寻找研究全球问题的规律和有效的方法，以总结全球问题研究的经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有关全球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全球问题研究的世界模型和全球模拟等方面的研究。

在全球问题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中，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它在方法论上的第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反传统的研究角度，即采用从整体到局部而不是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方法；在全球问题研究中，独特的、专门的研究方法的设计，是它在方法论上的第三个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系统动态模型和形形色色世界仿真模型的采用，这类方法通常利用计算机的辅助，对所建立的仿真模型进行定量的分析，从中获得研究性的结论，它在各种全球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全球问题研究的兴起及后来的发展过程表明，它的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和人类困境、人类危机有关的一些课题上。这些研究着眼于提高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帮助人们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它们成为最初的全球问题研究的重点，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如《增长的极限》等等，曾激发了世界范围的讨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全球问题研究，除了继续探索人类困境和人类危机这一重点课题之外，还加强了对全球发展战略的研究。以此为重点的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以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为中心，设计全球发展战略；其二，把追求全球的和平和全球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导思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探索实现全球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因此，从关注全球发展问题到系统地为制定全球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服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问题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实现全球和平与全面发展的理想，被设计为全球未来发展战略的总目标，显然比摆脱世界文明阴影即人类困境和人类危机的目标要远大得多、丰富得多。因此，起初的目标在新的总战略目标中，仅仅是初级的、低层次的目标。新的目标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文明阴影的摆脱，而且意味着全球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因为新目标对发展的追求，不光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全面的。同时，它还强调全面发展目标与和平目标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全球和平的战略目标和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共同构成全球总的战略目标的框架。制定新的战略总目标的出发点，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地区，而是全球这个大系统。因此，新目标把解决全球性问题、摆脱文明阴影、防止世界继

续破损下去的反困境和反危机等子目标包括在内。它的实现，同样而且更加有赖于联合国和各种世界组织、各国政府及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这一时期的全球问题研究除了确定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目标之外，还必须探索实现总目标的具体途径。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全球问题研究就必须集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就必须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进行分析、预测并作出总体设计。在全球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设计的战略途径，分为实现全球和平和实现全球全面发展两大部分。按照全球问题研究的设计，消除战争、暴力和军备竞赛等文明阴影，被选择为实现全球和平的基本战略途径。作出这种选择的指导思想是：世界应当在没有战争、冲突、暴力、军备竞赛和削减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和平发展；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世界状况，因为当前的世界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地区的和局部的小战事连绵不断，军备竞赛还在不断升级，恐怖和暴力行动在继续扩大，“核冬天”的威胁可能来临，“核冻结”的主张已经成了泡影，太空正在成为新的战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和平与裁军及建立无暴力社会，成为实现全球和平的战略重点；同时，开展面向和平的教育，为了和平而实施领导、吸收大众参与决策，开展和平交流等，也作为一些政策性主张而被提了出来。全球问题研究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全面发展而设计的基本战略途径是建立合理的全球新秩序。按照一般的、狭义的理解，发展问题被局限在经济范围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途径。1977 年，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为首的多学科研究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重建国际秩序》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探讨了以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为核心，重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设想，指出了实现全球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意向。然而，后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的状况并没有朝着合理的新秩序前进。勃兰特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共同的危机》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前景已经被不断加剧的世界性危机、缺乏诚意的南北对话与合作、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罩上了一层阴影。对过去感到失望，对前景深感不安，这是在全球经济发展问题上流露的一种普遍情绪。一些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不但与新经济秩序的希望背道而驰，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比原来的现实更糟的“反面乌托邦”

全球问题研究把探索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战略途径列为一个重点，并且作出了许多努力。其突出表现是对新秩序体系的充实和完善。重新设计的新秩序目标体系，是一种全面的全球发展新秩序。它已经超出了新经济秩序的范围，把缩小贫富差距、和平发展经济、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和人的发展等等，都纳入全球的全面发展新秩序中去。它强调，消除东西方的冲突，加强南北、南南、北北和全球合作，是实现全球全面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新秩序目标体系构成了全球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新体系中，合理的经济新秩序，只是它的一个分支系统。没有整个大系统的良好运转，真正合理的新秩序是不可能建立的。

把全球的经济发展目标，扩大为全球的全面发展目标，主要是基于下列新思想的指导：发展问题是个宏观概念，它应当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人的发展等方面，把发展局限在经济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局限在技术进步、物质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一种不完全、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因此，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概念，应当迅速转移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概念上来。

全球问题研究不但为全球的全面发展战略设计了新的目标体系和实现目标的基本战略途径（建立合理的新秩序），而且设计了一些战略重点。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的素质、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来培养人的学习能力、缩小人和发展需要之间的差距，被选择为全球全面发展战略的战略重点。其他的战略重点，包括新的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如发展信息经济）、削减军费开支使经济面向和平、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国际和平环境等等。

西方的全球问题研究所设计的全球和平与全球全面发展战略，着眼于全球文明的未来。在西方全球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们看来，全球和平与全面发展的总战略目标一旦实施并实现，那么不但现代文明的负效应可以消除，世界的创伤可以治愈，而且人们还将看到一种“互相关照的全球”和“互相关照的社会”的诞生。所谓“互相关照”的全球和社会，指的是全球和社会所能达到的一种理想和可心的境界。这种全球和社会，可以较好地满足个人、团体、国家和全球的未来需要。而全球的未来需要就是和平战略目标与发展战略目标的合理结合；人的未来需要则是人在生理、心理、精神等三个方面的和谐一致。使上述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就意味着“互相关照的全球”和“互相关照的社会”的实现。在西方全球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的心目中，人的未来需要的满足是“互相关照的社会”的核心，因此，也有人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实现个人抱负的社会”。介于个人与全球之间的团体和国家的未来需要，和个人、全球的未来需要联系在一起。这两种类型的未来需要，也包括追求和平与发展、追求人的抱负的实现等方面的内容。团体和国家除了满足自身的未来需要之外，还应当提供有利条件，以促进个人未来需要和全球未来需要的满足。

西方的专家、学者们似乎相信，一旦全球和平和全面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得以完成，一旦“互相关照”的全球和社会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途径（新的、合理的国际秩序；消除战争、暴力和军备竞赛等）和战略重点（实现裁军；建立无暴力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和提高教育水平等）产生出来，那么人们将生活在美好的全球环境之中，文明的阴影和百孔千疮的世界也将成为昔日黄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意识到实现这种全球未来和社会未来的无比艰巨性；觉悟到人的因素，人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和人首先应当在受到教育方面得到支持和关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