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新视角和评估准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思世界文明的过程，也是努力进行以下两种探索和尝试的过程。首先，努力尝试着从新兴的研究领域中获得启迪和借鉴，例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现代未来研究、技术评估学、全球问题研究和全球学、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学运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等新兴的科研领域中汲取营养，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阴影。其次，努力尝试着建立衡量文明阴影和世界文明破损度的某些准则，如价值伦理准则、和平准则、发展准则、生态准则、全球性准则、未来准则等等。当然，作者有自知之明：个人专长和能力极为有限，上述努力和尝试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以失败告终。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敢于尝试和参与是可贵的，不怕失败是勇敢的；如能由于这本书的写作而获得就教于读者、并获得读者朋友（其中包括专家学者）的指正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

借助于上述新兴学科领域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尝试，犹如手中有了审视文明阴影的三种得力工具：显微镜、放大镜和望远镜。有了这些工具，可以更加细致入微、更加清晰地对世界文明的阴影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对世界文明的负面影响的长远性也可以获得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并不忽视、排斥或否定传统研究领域在反思世界文明阴影方面的功能。我们之所以更多地从新兴研究领域获取借鉴，是因为它们更贴近今天的世界文明。在现代科学沿着精细化和综合化两大趋势向前发展的今天，以跨学科、多学科研究见长的上述新兴领域，也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很难

绝然地把它们精细地区分。例如，以未来指向性为基本特征的未来研究领域，和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上述新兴学科领域）的未来紧密相连，它包括了以事物未来为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和专门学科。未来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活动主要分布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和全球问题等六大分支领域，并且以粮食和人口、资源和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情报资料和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经济社会影响、各种类型的全球性问题

（其中包括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为重点研究课题。而未来领域的各种专门学科，通常指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分支学科，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科学预测学、技术预测学、军事未来学、城市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教育未来学、医学未来学、能源未来学、环境未来学、信息未来学、全球未来学、技术评估学等等。未来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重点和分支学科等方面的状况表明，实际上，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或者包含了上述某些新兴学科领域，或者与上述某些新兴学科领域相互交叉。这些状况还表明，未来研究领域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休戚相关，它必须在反思世界文明的过去、审视世界文明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世界文明的未来。通过对现代未来研究成果的借鉴，我们不难发现：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世界文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事关人类未来命运的长远性问题。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文明的消极影响如不能有效地加以克服，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当代人和人类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将继续遭受严重的威胁。

技术评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评估学的诞生、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近 20 年来的兴起，也使我们在反思世界文明阴影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科学技术是两面刃，它既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也使世界文明蒙上重重阴影。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如何使用这把两面刃，在于如何扬科技之长、避科技之短。人们由于片面追求科技带来的经济利益，由于崇尚“技术至上”主义，因而往往对科技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对科技的滥用则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技术评估活动的出现和技术评估的立法化，标志着人类开始认真地审视技术的两重性，即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技术评估活动，起源于科学技术发达的美国。技术的影响，尤其是消极的影响，日益引起美国人（其中包括政界人士）的关注。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参议员达达里奥在国会提出了关于确立技术评估制度的提案。这项提案从提出到通过，竟花费了长达 10 年的时间。此后，美国国会成立了技术评估办公室，使技术评估走上制度化。随着技术评估活动的开展，它成为技术领域的未来研究和未来预测的一个突出方面，并且在全世界得到迅速的推广。

所谓技术评估，就是在进行技术开发和应用时，预先从各个方面、根据各种观点，研究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对技术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的评价和估计，为技术开发的计划和决策提供依据。其目的在于扬长避短，确保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沿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使技术能够真正对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种全面的技术评估活动有别于一般的、传统的技术估价。后者着重从技术的效果（例如市场的开拓、技术的可能性）并针对某种目的来进行，具

有较大的片面性，只用来为局部决策服务。而且，它对已完成的技术，采用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的办法从外部加以制约，以克服其不良影响。全面技术评估则是在技术刚开始开发就进行预先的评估，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它在技术由开发到完成的全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修正技术本身的内容，另方面增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内容。两者的区别还在于，从事技术评估的人是从各个角度选择的有关领域的专家，而技术估价活动的参与者则仅仅是熟悉技术、具有分析能力的技术工作者和技术决策者。

技术评估的重点是技术可能带来的弊病和危害，研究弊病和危害的可能性大小和波及范围的大小。它从技术开发的各个阶段（计划构思阶段，研究开发阶段，应用推广阶段，衰退阶段等）进行评估，有明确的评估内容（技术内容、技术开发目的、该技术的对比技术、技术性质等）和评估目的。从社会、经济、人类、生态、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普遍查找、分析被评估技术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然后，它在分析和整理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找出为社会所不容的、对人类和社会危害很大的影响，即非容忍性影响，进而制定用以对付和防止危害性影响的措施和对策，即提出技术的某些改良方案。最后，它还要根据已得出的改良方案，对被评估技术作出全面评估，以进一步判断该技术是否必要、是否值得开发，并根据利弊得失的权衡比较和被评估技术与现有技术的对比，来判断该技术是否适于推广和应用。技术文明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明其他组成部分具有重大和深

远的影响。因而，技术评估活动和技术评估学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它们是人类对文明，尤其是技术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它们的兴起，不但标志着人类开始科学地、系统地审视自己创造的文明可能造成的恶果，而且标志着人类首先选择技术文明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文明，作为消除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重点对象。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美国诞生的新兴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以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作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的诞生有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随着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化、“外史论”导向的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兴起、交叉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新阶段的到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也应运而生。美国的反战运动、环境运动、消费者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等等，也促进了这门新兴学科在美国的形成与发展。它实际上是人类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危机，反思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科技与社会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反思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和生存基础的产物。它对科学技术造成的社会后果，尤其是不良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和研究以及它所提倡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价值观、科学观和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文明发展的新视角，加深了我们对科技文明的本质及其消极的社会影响的认识。

我们考察文明消极影响的另一个新视角，来自全球问题研究和全球学。全球问题研究和全球学的由来与发展，和世界著名未来研究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历史紧密相连。罗马俱乐部成立于 1968 年 4 月。它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佩切伊，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他认为，世界的状况在日益恶化，各种问题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例如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都市化、工业增长和环境污染等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类问题是一种全球性问题，难以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他强调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并通过全球的合作，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随着以全球

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第一本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问世和以罗马俱乐部为核心的全球问题研究活动的发展，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探讨人类和全球未来的新兴学科领域——全球学开始兴起，并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全球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两个明显特点：首先，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大系统，把人看成是这个巨大系统的控制者。这是全球学研究全球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强调，只有站在全球大系统的高度来研究全球性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全球学研究通常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其次，全球学一反传统的研究世界问题的方法（从国家、地区等局部到整体），即不是从局部出发来看待和研究全球性问题，而是采用新的方法，即从整体到局部、从全球的角度研究全球性问题，然后再从全球相互配合的需要，分析国家和地区应当为整个全球承担何种义务，应当采取何种共同的行动，来致力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借鉴全球问题研究和全球学的研究方法来反思世界文明和考察世界文明的消极影响，我们可以断言：世界文明的消极影响的具体表征，正是形形色色的全球性问题；只有从全球的角度，妥善解决世界文明的消极影响和阴暗面，才能使世界文明更好地向前发展。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走向世界文明的更加美好的未来，则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此外，全球问题研究和全球学给予我们的一个宝贵启示是：任何全球性问题，都属于科学研究的较复杂、高层次的对象，世界文明及其消极影响也不例外。解决这类问题，一方面需要依靠人类发挥一切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不能急于求成，它们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长期使命。

除了上述新兴的学科领域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学运动中找到观察、分析和研究文明消极面的新视角。生态学这一概念的由来，可以追溯到 1866 年。据文献记载，它是由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最先提出的。这门学科后来发展成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运动则指始于 20 世纪 6O 年代，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和研究生态问题的科学家们的“生态系统”理论有关。他们认为：整个生物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但包括人类自身，也包括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和它的生存环境以及其他生物在生物界这一系统内相互依赖并互为生存条件；因此，人类不应该破坏生物圈和生态平衡，否则人类将自取灭亡。生态学运动正是以上述理论和观点为指导思想的运动，其基本目标是反对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在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及其思想的影响下，这场社会运动发展得更为迅猛，并推向整个西方世界。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学运动为我们反思世界文明及其弊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即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反思环境、发展和世界文明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本质上说，当代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学运动反对的正是现代文明的消极面，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制增长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反对核武器、核试验和核动力，反对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又导致空气、土地和河流的严重污染以及生物圈的灾难性破坏的一切行为。

借助于上述新兴学科领域提供的新视角和新途径，作者踏上了反思世界文明消极面之旅，并尝试着在反思的过程中，确定某些准则，以用来衡量世界文明消极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经过权衡和取舍，我们选择了下列六条准则：第一条准则和人类自身相关。人是世界文明（其中包括现代工业文明）的创

造者。作为文明的主体，人类既创造了文明，也受到了文明消极影响的惩罚。人究竟用什么样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准则，来看待文明的得与失？因此，对文明消极影响的衡量，首先涉及到的是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即价值和伦理准则。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显示的强大力量，究竟被利用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服务还是相反，和世界文明，特别是当代工业文明的影响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角度，衡量科学技术文明的社会后果，以便确定科学技术是否被滥用而阻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据此，我们选择了和平准则与发展准则。随着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工业文明的弊端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暴露。现代文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增强。是否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已经成为文明发展的强有力的制约因素，成为衡量文明是否具有负面影响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生态准则作为判断文明消极面的另一条基本准则。当文明的不良后果已经具有全球性影响，而且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克服时，这种不良后果便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为了衡量文明的各种不良后果的影响范围及其严重程度，确立全球性准则显然是必要的。最后一条准则是未来准则，它主要被用来衡量文明负效应的长远性。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大多具有长远的不良影响，它们不但以牺牲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以牺牲未来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利益。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选择上述六条准则的主要依据在于：首先，它们也可以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具有负效应的尺度；其次，它们在各种衡量文明不良后果的准则中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是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准则。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也许还有更好的其他准则，被作者忽视了，或许作者提出的上述准则只是一些次要的、并非基本的准则。不能否认，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