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的幽灵

原子弹的爆炸只是瞬间的事情，但它为人类留下的却是长久的、深远的历史教训。原子弹幽灵的出现以及它在世界上空的旷日持久的徘徊，展现了一幅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耐人寻味的图景。对原子弹爆炸这一历史事件的回顾，有助于我们了解滥用科技文明成果的社会背景、动机和原因，以及它对世界带来的冲击和不良影响。

提起原子弹的制造和滥用，我们不能不回忆起西方的有关科学家和政客，以及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言行。这方面的情况，在文献和资料中有大量的、生动的记载。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二是围绕历史事件而进行的辩论很多，观点的分歧也很大；三是涉及到许多国家和许多部门的重要历史决策。

文献资料表明，利奥·西拉德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与原子弹的研制决策和研究工作有直接的联系。此外，大批科学家，其中包括许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积极参与此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 年，西拉德逃亡到英国，听到了拉瑟福德勋爵的一次讲话，这位勋爵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工业范围内释放原子能是可能的。这促使了西拉德对原子能连锁反应问题的研究。1934 年他提出了可以说明原子能连锁反应现象的理论公式，由于他担心会出现可怕的结果，他不敢公开他的研究成果，只是把这项成果交给英国海军部去保守秘密。后来，有关哈恩—斯塔斯曼从事铀裂变试验的报道，证实了他对这种可能性的预见。西拉德显然是第一个肯定这种可能性的人。在 1939 年，他还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有关连锁反应的早期研究。在他倡议下给罗斯福总统写的信，通过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和亚历山大·萨克斯的帮助，终于有了结果。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实施和原子弹技术的由来。

1946 年，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第三所著的《与时间作斗争的科学家们》披露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组织工作情况。它表明美国的每一位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参与了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制造原子弹。

美国战时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由电气工程学教授、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和卡内基研究所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领导，负责美国的科学组织工作。布什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包括康普顿（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科南特（哈佛大学校长）、托尔曼（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教务长）、朱厄特（国家科学院院长）和柯（美国专利局长）等 5 人。上述成员分工负责不同的部门，以分别处理不同类别的问题。其中的 B 处分管炸弹、燃料、瓦斯和化学品等问题，由科南特任主席。该处是研制原子弹的实验室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阿瑟.H.康普顿、欧内斯特.O.劳伦斯和哈罗德.C.尤里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为规划负责人，他们三人领导许多物理学家开始从事可裂变物质的试验生产。持续连锁反应方面的研究工作，由恩里科·弗米领导，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由 J.罗伯特.奥本海默指导的一个小组，则在洛斯阿拉莫斯完成原子弹的最后组装，小组成员包括贝蒂、基斯塔科夫斯基、贝彻、特勒等人，一些名人如尼尔斯、博尔、威格纳、拉比等则担任顾问并给予帮助。

被挑选来负责原子弹制造的奥本海默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当原子弹终于制造成功，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朵蘑菇云在阿拉莫戈多上空高高升起时，奥本海默面对照耀长空的强光和瞠目结舌的人群，喃喃地念起了《薄伽梵歌》中死亡命运之神克里希纳所说的话：“我成了死亡，成了世界的毁灭者。”这一天是 1945 年的 7 月 16 日，耗资 20 亿美元的曼哈顿计划取得了最终成果。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新闻公报宣称，人类已经胜利地过渡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原子时代。《改变世界的 10 年》一书的作者尤金·拉宾诺维奇则在书中回忆说，弗兰克、西拉德等科学家早在原子弹爆炸前就相信：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走进的新时代充满了空前的毁灭性危险。他们也反对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认为这是一种弊大于利的行动，虽然可以得到取得军事优势和拯救美国人生命的好处，但害处却要大得多，因为这样做将使人们丧失信心，整个世界将被恐怖和反感的浪潮所淹没。

尽管参加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都意识到原子弹将带来死亡和毁灭，但他们在是否使用这种新式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科学专家委员会，否决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弗兰克为首的委员会所提交的备忘录《1945 年 6 月致国防部长的报告》中的建议：放弃第一颗原子弹的使用，以免招致战后的核武器竞赛。奥本海默在作出否决的决议书中写道：“我们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没有资格回答应如何使用或不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在科学家们战后的回忆中，许多人流露出这样的遗憾：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原子弹的制造和原子弹的使用这两件事的，但却都没有成功。按照沃纳·海森伯格的说法，这第一件憾事发生在 1939 年的夏天，因为有 12 个人本来有能力通过共同的协议来制止原子弹的制造，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第二件憾事，就是上述的奥本海默委员会否定了弗兰克委员会备忘录的建议，使本来

可以避免的事变得不可避免，结果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

遗憾归遗憾，事实是事实。以为科学家们有能力制止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的想法，毕竟是天真了一些。因为当科学成为权力的附属品时，它只能而且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效力。为了政治利益而必须否决科学家的意见时，政治家们往往会坚决地这样去做。例如，由科学家们组成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是奥本海默），曾否决了制造氢弹的计划，而杜鲁门总统则对他们的否决做了再否决，为了政治利益在 1951 年 1 月下令实施研制氢弹的计划。

政治和战争不相信科学家的良知，这就是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科学背景，这也是原子弹的幽灵开始在世界上空徘徊的由来。原子弹这个巨大幽灵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它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哪些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其答案的寻求，显然是有意义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科技文明及其副作用的理解。

原子弹幽灵的出现首先意味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军事化和政治化。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独特的体制，科学界被认为是一方追求真理、没有意识形态的净土。对它来说，一套正式的信仰并没有必要，所需要的只是科学探索的行动准则。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使西方的科学界与战争机器和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开始走上军事化和政治化的道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既是神圣的，可以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谋福利，又是难以自主的，可以被利用来为战争、军事和政治效力，尤其是当它的巨大威力对实现军事、战争和政治目的所具有的作用被人们发现的时候，它的军事化和政治化进程便已开始，而不管科学家们是否情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被动员来研制新式武器，其中的精英走进了政府的圈子，开始了真理和权力之间的新关系，那便是军事化和政治化开始的标志。在战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这一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其结果是：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云集在军事部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首先被利用来制造军备和武器，为冷战和军事对峙服务。西方现代科技提高了未来战争的杀伤力和摧毁力。由此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慌，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原子弹幽灵的出现，还标志着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宇航竞赛的开始。可以认为，前苏联著名诗人菲利克斯访问莫洛托夫的日记摘编《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一书从一个侧面披露了美国与前苏联依靠原子武器进行军事对峙的内幕和鲜为人知的秘密。书中提到的两件事：一是关于原子弹，二是关于飞弹，令人印象颇深。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打算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大吃一惊。他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拉到边，带着神秘的神情说，美国有一种从未用过的特殊武器，是超常规武器，杜鲁门没说是原子弹，他以为斯大林什么也不懂，实际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上就猜到他说的是原子弹，他们两人认为，美国暂时还不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只有一两颗原子弹，后来投在长崎和广岛便再也没有了，即使有，也起不了特殊作用。据莫洛托夫回忆，前苏联从 1943 年起开始研究原子弹，斯大林委托他负责，让他寻找一个能造原子弹的人。在研制工作刚起步的时候，前苏联的情报部门搞到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材料。前苏联爆炸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虽然迟至 1949 年 10 月，但其间却发生了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情。1946 年，在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上，

莫洛托夫针对美国暗示：“不可忘记，一方的原子弹，可能遇到另一方的原子弹或别的什么武器的报复，到那时，某些自负而又缺乏远见的人的如意算盘会终成泡影，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发表这番讲话时的心态是：美国既然把原子弹投在日本，那么它的原子弹必然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前苏联的；虽然当时前苏联既没有原子弹，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与原子弹相比的武器，但必须那样说，以对美国假以颜色。对此，斯大林颇为赞赏，称莫洛托夫是好样的。如果把从杜鲁门开始的上述事件看作是最初一个回合的相互核威慑，那么我们可以说，持续了几十年时间的核威慑，正是从原子弹幽灵的出现开始的。

书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与飞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人已开始研究 F-2 飞弹，地点是当时被德国侵占的波兰的登比察。斯大林指示，在苏军刚刚占领登比察后，就去搜集有关飞弹的材料并把它们全数运回莫斯科。莫洛托夫和科罗廖夫正是依靠在登比察找到的图纸和残片以及找到了德国火箭总设计师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副手并在他的帮助下，才使前苏联的宇航事业迅速起步的。从此以后，前苏联迅速赶上并超过了美国，在 1957 年把世

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在 1961 年，前苏联拥有世界上第一个太空人。这一切又使感到自己已落在前苏联后面的美国惶惶然不可终日，并导致了美国阿波罗计划的诞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前苏联双方的军备竞赛和宇航竞争愈演愈烈，其中包括氢弹竞赛、洲际导弹竞赛、反导弹导弹竞赛、航天飞机竞赛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军备竞赛和宇航竞赛之外，美国与前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也以原子弹的爆炸作为起点，冷战的信号正是由于原子弹的爆炸而引发的。奥本海默等美国科学家为美国制定了在国际管制原子能问题上的立场。以迪安·艾奇逊和戴维·利伦撒尔为首的委员会起草的美国立场，被称为巴鲁克计划。因为该计划是由伯纳德·巴鲁克在 1946 年提交给联合国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国际性的原子能发展管理局，其职责是：垄断世界上一切危险的可裂变物质及生产这种物质的工厂；制裁任何生产原子武器的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由于前苏联极力反对原子武器的集中管理，巴鲁克计划无法实施。1949 年，前苏联爆炸了它的第一个原子弹，彻底宣告巴鲁克计划的破产。从此，隐蔽的，在希腊游击战、前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德国的统一等问题上进行的冷战，开始变为公开的冷战。

由原子弹爆炸开始到冷战时代的基本结束，在东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对峙中展开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曾被看作是世界的头号问题，因为它成为威胁和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直接根源，它所造成的恶果和浪费是惊人的。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早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即

平均每天 28 亿美元、平均每小时 1.2 亿美元以上。迫于核军备竞赛的压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用有限的资金来增加军费开支，购买或自己制造武器。军备竞赛不仅导致巨额资金的损失，也导致大量人力的浪费。专门从事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多达 5000 万人，占全世界科技人员总数的 50％以上。据 1976 年的统计，世界平均用于装备一个士兵所花费的钱，为当年世界平均用于教育一个学生的费用的 60 倍。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造的核武器，不但日益复杂精密，而且数量巨大。统计表明，当世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时，人类拥有的核反应堆已

可生产出 50 万公斤钚，至少可制造 50 000 个核爆炸装置。数量如此巨大的

钚，即使不用来制造武器，但若落入政治极端主义者或恐怖组织手中，其后果也不堪设想。核武器的毁灭能力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而不断倍增，以致达到能多次毁灭全人类的荒谬程度。

在如何对待原子弹的功过问题上，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使用原子弹不能算是科技文明成果的滥用，既然是战争，就必然要使用武器，就要消灭敌人，赢得战争；原子弹的杀伤力太大，会殃及普通百姓，但哪一场战争不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呢？投掷原子弹，死亡人数确实不计其数，但和地震一类的自然大灾难相比，也许反而显得轻微。有的人甚至认为，投掷原子弹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因为这有助于早日结束战争；反之，若第二次世界大战无限期地拖下去，士兵和普通人的死亡，将不知是几倍于因原子弹而死亡的人数。

上面提及的不同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何况就战争而言，还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当热爱和平的人们遇到战争狂人的侵略时，他们必须奋起战斗，以保卫自己的家园。当敌人使用了核武器时，如果自己也有核武器而不用来进行还击，岂不愚蠢之极。但无论如何，我们说原子弹是滥用科技成果的典型，主要不在于科学技术对原子能的利用，而在于为什么目的和由谁来利用。如果利用原子能来为人类造福，就不是科技文明成果的滥用，而是止确的利用。当原子能被利用来制造杀人武器时，作为科技文明的副作用和消极影响，是与它被利用来发电或其他和平与发展目的的正面作用和积极影响比较而言的。同样，战争与和平也是如此，战争是和平的反面，和平是战争的正面。大多数人热爱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如果人类社会没有战争，也许就不会有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因此，关键是消灭战争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原子弹的幽灵能促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倒也不失为一个变坏事为好事的例子。

原子弹的幽灵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消极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以上谈论的范围。无论如何，这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它毕竟曾经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对战争与和平、对经济和社会、对科学和技术、对生态和环境、对人类的前途和未来，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