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现代文学批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阿拉伯现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三十年代更是这一文学的繁荣期。1920 年旅美派“笔会”成立，1921 年笛旺派向传统复兴派诗人提出挑战，1926 年塔哈·侯赛因发表《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 1932 年阿波罗诗社成立，这一系列文坛大事件使整个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受到巨大的冲击，阿拉伯文学界成为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觉醒的象征，成为主导阿拉伯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力量。

由于西方世俗文化观念的大量涌入，阿拉伯世界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者，如拉希德·利达、穆斯塔法·阿卜杜—拉齐格、扎基·穆巴拉克、拉斐仪、艾米尔·夏基布·艾尔斯兰等，凭借传统文化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对一切外来思潮采取否定和排拒的态度。他们崇经劝学，仰慕往古，有意无意地把学术争论引向宗教和政治，对革新派施加空前的压力。

以塔哈·侯赛因、阿卡德、马齐尼、萨拉迈·穆萨、陶菲格·哈基姆等为中坚力量的革新派，尽管彼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歧见，但他们一般都对传统文化采取区分与取舍的态度，不一概加以肯定；对外来文化采取积极引进和吸收的态度，不是恐惧与排斥。

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区性、国家性。是只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文学，还是也允许发展具有地域和国家色彩的多样性的文学？传统维护派出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神圣信念，认为提倡具有地区特征的文学， 如“埃及主义”的文学，会导致民族统一性的削弱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 而革新派认为，真正的民族文学，必须是与本地区、本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相联系的文学，他们更重视文化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发展。

（二）文学语言问题。传统派认为，文学语言必须是神圣的、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古兰经》的语言。运用方言土语，提出“拉丁化”方案等，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亵渎了阿拉伯语言，都包含着削弱阿拉伯民族联系的危险；革新派则认为，应允许文学语言多样化的试验，为了获得文学的大众性，即使使用方言土语，也是应该允许的。

（三）文学的目的性。传统派把文学视作坚定宗教信仰、巩固民族政治、文化统一的一种手段；革新派则提出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目标。

（四）对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态度。传统派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无比丰富，只要努力发掘与继承，就会再造其辉煌与光荣；革新派则认为，东方遗产不足以使民族文化复兴，必须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才能创造出适应现代复兴的文化。

（五）内容与形式。传统派的作品在形式上强调语言纯正、地道，强调修辞技巧，在内容上强调作品的道德纯化目的；革新派则强调作品内容既要反映社会群体意识，又要表达作家个人内心世界，同时强调作品艺术美的独立意义。

总之，传统派坚持的是有宗教使命感的、内向的、独立发展的文学；革新派提倡的是从宗教意识形态控制下挣脱出来的、开放的、力求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文学。前者依靠的是“信仰”，后者依靠的是“理性”；前者向

往的是“有序”，后者憧憬的是“自由”。

不过在两派中，每一派都有极端分子和趋于折中的人，而且就具体人而言，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出现了新旧两派个别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彼此认同，以及新派人士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特别是带有不同西学背景的“拉丁派”与“撒克逊派” 之间的争论。

尽管革新派在主要方向的选择上符合时代的潮流，但他们大多数还未将民族的和外来的价值观作客观的分析比较，并最终提炼出一种完全超越欧洲东方学家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结论，因此他们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不成熟性，给论战对象提供了出击的有利借口。

卷入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不仅仅有作家、文学批评家，而且有各个领域的学者、宗教界人士、政治人物。文学论争有时还和党派之争、政治之争纠缠在一起，形成比较复杂的情况。在此我们仅就代表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三种倾向的三位著名人物，作简单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