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军政领导机构成立

1938年2月初的一天下午，东进纵队由巨鹿县城向南宫县境开进，当日到达该县的苏村。应南宫县各界人士邀请，我东进纵队开进南宫县城，司令部设在城内北大街华兴公烟草公司。

南宫是北平至大名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位于冀南的中心地带，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民勤劳勇敢，城内街道整齐、店铺林立，有“小北平”之誉。

进入南宫地区后，陈再道抓住日军继续南下、冀南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派出部队协助党的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及“战委会”等抗日团体，改编杂牌武装。还抽出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分别向平汉铁路东的隆平、尧山、任县以及津浦铁路西的临清、夏津、高唐等地活动，积极打击日伪军，摧毁伪政权，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

陈再道率东进纵队在冀南以南宫为中心开展抗日斗争，开始在东、西两个方向发展比较顺利，但向北发展遇到了困难。

当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10余县，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

赵云祥原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一个营长，“七·七事变“后丢盔弃甲，丧魂落魄地从保定一直逃到景县、武邑一带。

当时，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蜂起，到处有人自称司令：如景县的葛荣华，手下有300余人，还有胡静波，是当地恶棍，手下有200余人，阜城县的刘方亭，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有200余人，任丘县的徐亚平，原是该县大土匪，手下有400余人。这些人都先后到达武邑县，会见赵云祥，表示愿意听从赵云祥指挥，协同抗日，并派联络人员驻在武邑。

就这样，赵云祥打着抗日的招牌，在这里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踞在景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葛桂斋部、衡水县自卫团长邵伯武部，一时竟扩大到近万人。

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段海洲是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前在河北省博野县四存中学任军事教官，“七·七事变”后，率领着一些学生和失业工人流亡到武强、交河，饶东进冀南一带，并以此为基础，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趁势也扩大到六七千人。

赵云祥、段海洲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其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对我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局面的打开。

因此，我东进纵队进入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豫，因而一直未能实现。

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吞并段海洲部，这两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陈元龙为代表与陈再道谈判，想依靠东进纵队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陈再道等人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要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必须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会议决定由陈再道司令员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县城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间题，并派马国瑞同志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

作为弱势的一方，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军的提议。赵云祥内心里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军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党同志向他解释了我党统战的政策，并初步交换了意见。

赵云祥来时，带着一个骑兵连，头一天住在城外，开会当天将近中午时才到城内。显然，他对我军存有戒心。

会议开始后，陈再道首先说明了东进纵队和赵云祥部、段海洲部三方面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赵云祥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说了一通什么他是“国军”，为联合起来共同抗日，需要有一个领导等一派胡言乱语。最后，狡猾的赵云祥又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解释了过去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

赵云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想争取领导权，并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东进纵队。

但是，赵云祥的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为自身利益，揭露了赵云祥企图吞并他的阴谋，列举了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请赵云祥答复。赵云祥一时神色有点紧张。

陈再道当即向赵云祥严肃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大家联合起来抗日的问题，至于谁来领导，那就要看谁抗日最积极；人民拥护谁，谁就是领导。赵先生不去打日军，却积极进攻抗日部队，危害人民，这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抗日呢？”

接着，陈再道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提出各部必须共同遵守的3项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

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立刻表示赞成，并提出增加“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以及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两项建议。段海洲的提议当然有他个人的目的，但对我东进纵队也有利，因此陈再道表示支持。

然而，赵云祥则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

争论很激烈，段海洲怕会议没有结果对其不利，便又提出：如果赵云祥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东进纵队和他共同组成。

这时，赵云祥为避免自己陷于孤立，才“勉强表示同意”。

就这样，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它的成立是我党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以后我军改编段海洲部，分化赵云祥部，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抗日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3月中旬，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来到冀南。

宋任穷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并坚决消灭了已公开勾结日军、坚决反对我军的土匪刘磨头部。

同时，加紧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化赵云祥部。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南宫会议后，段海洲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军靠拢。加之我军派到段海洲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

在此期间，我一二九师师副师长徐向前还把段海洲邀请到南宫住了几天，跟他谈话做工作，并派第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到段海洲部做工作。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从而不断坚定了段海洲接受我改编的决定。

5月中旬，段海洲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改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但赵云祥就不同了，自南宫会议后，赵云祥更加反动，不断向我挑衅。群众不堪赵云祥部的蹂躏，纷纷请求我军为他们除害。

在此情况下，赵云祥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军争取、教育后，葛桂斋、邵伯武两部自愿合编为东进纵队第五支队。

于是，我军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踞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

至此，冀南地区的土匪、游杂武装，除赵云祥等尚有1000余人盘踞着冀县、枣强一带外，其他大部为我改编或解决，冀南的混乱局面基本改变，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我党在20多个县里建立了抗日政权。

从苦难的深渊中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光明的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发动起来了，积极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踊跃地参加我军，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个连，很快发展至3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20000余人。

这时，我党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宋任穷任主任。

这样，在我党领导下，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冀南军队的领导，而且统一了政权的领导，进一步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