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行动应付艰难局面

1941年6月22日，正当原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之际，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国际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日军在继续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疯狂攻击我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经济上的斗争也让我敌后根据地格外头疼。

从1941年11月1日起，日、伪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主题是经济战，目的是彻底封锁所有抗日根据地。

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持续近两个月，给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其间，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世界卷入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仍以确保占领区为主，以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因此，在华北，侵华日军一面仍以大约25万人的总兵力，继续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疯狂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对仍留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逼降，大力扩充伪军，使其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在国内方面，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仍未放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且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在“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下投降日军，变成伪军。

此外，我华北根据地又续遭受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因此，1941年年中，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就已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至年底，全边区形势更加困难。据截至11月的资料，全区日军据点增至233个，伪军据点增至298个，日、伪军增至39000人。

同时，敌人发现我根据地对各种材料、西药比较缺乏时，日、伪军就对各种材料、西药等抗日军民的必需品严加封锁。

此外，敌人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通过组织土匪、会道门，进行户口调查、厉行保甲等方法压迫、欺骗、争夺群众；用假造抗日币、禁用鲁西银行钞、用法币收购土产和白银等办法破坏边区金融，统制农产品；普遍地实行自首政策，以各种办法引诱、压迫抗日工作人员自首；大批训练谍报员、情报员、青年打入根据地内甚至部队中进行破坏活动等。

在敌人和自然灾害的多重打击下，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4个月以来，整个边区缩小了1/3。公路、据点和一些封锁沟，将抗日根据地分割为泰西、运东、鲁西北、沙区、鲁西南、巨南、湖西、濮范观等8块小地区。其中，泰西绝大部分地区变质为敌占区。

针对根据地地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规定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平原地区根据地以一比一为原则；人民武装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数量。

12月1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准备将来反攻。此外，该文件还提出精兵简政，要求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少于局面的3%。

按照党中央指示，冀鲁豫边区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冀鲁豫党政军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第一次精兵简政是在1941年12月，当时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党中央要求，在12月下旬起开始在全区进行精兵简政。

第一次精兵简政主要在部队进行，主力部队主要是缩小团的编制，取消营一级编制，团直属连，充实连队。

第二次精兵简政是从1942年6月开始的。

这一次精兵简政中，取消了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各种武装力量由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唐亮任政治部副主任，傅家选任后勤部部长，韩明任后勤部政委。

10月20日，中共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根据地未能在顺利时期得到应有发展，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并决定，调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将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区。

当年12月，冀鲁豫全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精简后的边区领导机构成员是：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刘晏春任民运部长；晁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

同时，对军分区进行了调整，主力军同军分区合并，原第一、第四军分区合并为第一军分区，刘致远任司令员；教三旅与原第二军分区合并为第二军分区，曾思玉任司令员；回民支队与第三军分区合并为第三军分区，马本斋任司令员；南进支队与原第五、第六军分区合并为第四军分区，赵承金任司令员；教七旅与原第七军分区合并为第五军分区，昌炳桂任司令员；教四旅与原湖西军分区合并为第六军分区，邓克明任司令员。

军分区和县、区基干部队政治委员原则上由地、县、区委书记兼任。

冀鲁豫根据地实施的精兵简政，在当时华北地区都遥遥领先，被视为精兵简政的模范区。精兵简政之后，根据地内非生产人员60000人，而区内居民有150万，超过了中央要求“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少于局面的3%”的目标。同时，经过这一系列的精兵简政，全边区党政军民均统一于区党委领导之下，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除了精兵简政之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关于减租减息，其实早在1937年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随后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至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基本确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减轻前线压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中国的抗战进入非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显得更加迫切。

为此，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要求各地对决定及其附件认真贯彻执行。

按照中央要求，冀鲁豫地区实施了减租减息运动。运动中，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在鲁西、鲁西南等地，甚至提出了“无地主不顽固，无顽固不汉奸”的口号。

为了纠正冀鲁豫地区出现的这些问题，党中央北方局专门开会，强调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减租减息工作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当时冀鲁豫根据地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农村，教育和指导当地开展减租减息活动。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不仅提高了冀鲁豫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的参加革命热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开展大生产运动，也会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应对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其实，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期，国民党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党中央即感到外援的不可靠，便在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社论中发出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地区物资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资供给”。

1940年12月25日，党中央的《党内指示》再次指出了根据地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

在中央的号召下，我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当时，冀南地区出现了水、旱等自然灾害，冀南区党委成立了水利委员会，领导当地军民修堤、挖河，使当地17个县不再遭受洪水淹没，近30000公顷得到灌溉。这是冀南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

1943年，根据地政府发出了战胜灾害的指示，组织救灾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和领导灾民生产度荒。同时，部队也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垦荒。

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的好转，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也逐渐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