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地方武装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初期，直南五县的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属于濮阳专区，这一地区与鲁西、豫北接壤，长约200里，宽20余里，沙丘绵延、枣树成荫，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抗战时期为冀鲁豫边区。

“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军队南撤，日军迅疾侵占了整个华北，中华民族到了危亡关头。不当亡国奴，坚持华北抗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0月1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党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为华北人民的抗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道路。据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指示冀鲁豫边特委书记张玺，迅速派人到直南、豫北各县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指示，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符合当时那里的客观形势要求的，后来实践也证明这一指示的正确和及时。直南特委安排副书记安明去直南负责进行这一工作。

这时，宋哲元所辖的廿九军由平大公路连续南撤，日军尾随继续南犯。这一年，沙区又遭特大水灾，秋作物严重歉收，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谋生无路，借贷无门，人心惶惶。

八路军在前线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人们对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寄予殷切希望。连当地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也表示不再害怕共产党，而怕当亡国奴了。这样以来，我党在这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了。

直南特委当时最中心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借以打击敌人，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托。直南特委决定：平杰三、刘汉生、王从吾、张增敬等同志在濮阳井店镇一带建立武装。安明在南乐、清丰西部，和晁哲甫、王振华研究，运用已有的抗日救国十人团为基础，联络家居的进步学生，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建立武装组织。

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直南特委提出了“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得到广泛地响应和支持。直南特委并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号召，动员同情和支持抗战的地主武装参加抗日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当地党的组织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建立抗日武装的条件也酝酿成熟。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攻陷大名，国民党的大名专员马润昌弃职南逃。国民党一八一师石友三部退驻南乐城西一带。这时我党的组织虽然已经恢复起来，但没有独立的根据地。

为了便于建立抗日武装，直南特委首先同在一八一师搞统战工作的党员、学兵队长张克威和教官袁也烈取得联系，想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办法，征得石友三的同意，用一八一师的名义建立一支独立的抗日游击队。

那时，石友三正准备南逃，就说：“你用我的名义，我给你钱，给你枪。但是，我的部队到哪里，你得跟到哪里。”

当时，直南特委派去的同志据理回答石友三：“坚持华北抗战，是人民的共同呼声，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一致抗日’的协议，我们的部队可用一八一师的番号，但应由共产党领导，坚持就地抗战。”

石友三不同意这样干，只给了个一八一师游击队的名义，枪支、弹药、给养什么也不给。

直南特委在研究建立游击队过程中，有个别同志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既怕有损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又怕人员一时集中不起来。实际上，他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

所以，多数同志认为：抗日救亡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机不可失。我们既然有了名义，把武装搞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同年10月底，直南特委研究决定：在南乐县留固店集合，成立抗日游击队。仅几天的时间，就发展了五六十人、五十来条枪。一八一师学兵队基本上是属于我党领导的，从学兵队又抽出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季铁中、张进臣、李为，还有一名女同志共5名干部，作为游击队的骨干，正式建立了一八一师游击队。由张克威兼任队长，安明任副队长，袁也烈任参谋长。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游击队成立后，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吃饭、穿衣。当时他们一没有军饷，二不能向群众摊派，怎么办呢？游击队开始靠个人带吃的，带穿的，有条件的就多带一些，帮助其他战士。后来，又动员一些同情和支持抗日的地主募捐，支援游击队。

那时，他们不分干部和战士，吃的都是高梁、玉米。夜晚，干部、战士同睡在一个草铺上。每到一处吃饭、用柴都要照价付钱。人民群众亲眼看到游击队纪律严明，受到感动。有的干部家庭主动地送些东西给游击队，有的家属为了家乡和子弟的安全，也给他们送些准确的情报，游击队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十几天后，部队拉到清丰西北沙区附近的古城。一八一师这时已经向南撤退，张克成、袁也烈同志为了继续作好一八一师的统战工作，也随同南下了。河北民军在我党坚决抗日，不当亡国奴的感召下，司令高树勋率部进驻清丰，游击队同他的副参谋长、地下党员唐哲明取得联系，改番号为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唐哲明兼任支队长，安明任副支队长，张西三任参谋长。

民军司令高树勋还亲自到古城召开了会议，发给第四支队20条枪，3000发子弹，河北省币1万元。四支队这时己发展到近2百人，100多条枪，建制3个中队，1个通信排。不久，日军攻陷南乐，炮击清丰，高树勋率部南退，唐哲明也随同南下了。

第四支队的第一中队里原无业农民成分较多，组织纪律性较差，恰在这时，朱瑞同志派肖汉卿、陈耀元、漆汉臣3位红军干部来到四支队。任命肖继为支队长，陈、漆分别任中队长，加强对四支队的领导。

从此，四支队一方面加强军事训练，一方面不断向战士进行红军传统和作风教育，使这支队伍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

1938年年初，为了作好国民党专员丁树本的统战工作，朱瑞派朱则民到直南任特委书记，安明任副书记，参加持委领导工作的还有肖汉卿、王从吾、刘汉生、张增敬等同志。这时，濮阳、内黄的党组织在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用丁树本濮阳专区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第八大队，由平杰三任队长。八大队在井店镇动员有长期革命传统的千口、化村一带村庄的党员和农村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又一支抗日武装。

2月中旬，日军二次攻占南乐、清丰，国民党的县长已闻风先逃，汉奸组织维持会相继成立。南乐维持会长是大地主何举之，他自称县长。清丰维持会长是青帮头子刘建义。这些汉奸组织成立后，专为日寇效力，引起了抗日军民的公愤。

第四支队当时活动于群众基础较好的的南乐、清丰西部沙区梁村、育石磙一带，工作开展得很活跃。汉奸组织很不得人心，又是刚刚建立，打击他们一下有利于防止一些地方武装汉奸化。

一天夜里，肖汉卿率队潜入清丰县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2个维持会的人。在此期间，我军的侦察员在行军中发现一名日军侦探鬼头鬼脑到处乱窜，当即又抓获了这个侦探。这两次行动对给予敌人很大打击，汉奸从此再不敢公开出头露面了。

直南特委是随四支队活动的，打击汉奸组织以后，特委给各县党组织三项工作任务；一、发展党员，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和前途，提高群众抗日的信心。二、动员坚定的农民、学生和抗日十人团中的骨干，携枪支继续参加和支援四支队，扩大抗日队伍。三、争取士绅、民团团员参加抗日，贯彻党的的统战政策，防止地主武装汉奸化。四支队按这三条指示行动，受到人民群力和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有的小伙子自愿报名参军，有的开明士绅、地主将自己的马和枪支也支援了四支队。

四支队的战士大都是离家不久的农村青年和学生，和当地人民有着血肉关系，抗日热情高，能吃苦。但是缺乏战斗经验，家庭和乡土观念比较重。为了便于更广泛的接触群众，扩大影响，逐渐克服抗日不离家的思想，部队经常游动着，没有固定的地点。在行动时部队还注意抓住具体事例，对战士及时进行教育。

2月下旬，四支队行军到八大队的驻地井店镇。为了便于指挥，特委决定：将八大队的主力拉出来，同四支队合并。在四支队设立政治部，和统战对象丁树本联系。八大队留下少量人仍由平杰三带领，应付丁树本。决定后，四支队又行军到王氏。

随后，刘汉生、张增敬拉出八大队的主力，路过千口，到达王氏，同四支队会合，取消了八大队的番号，合并到四支队。两支部队合编后，共有400多人，270多条枪，建制4个中队，1个通信排，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原籍安徽人，属于老西北军的军官，当时称为冀鲁豫边区八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的部队是由濮阳的民团改编而成，号称一个旅，战斗力很差。由于日军两次入侵，丁树本已成惊弓之乌。其一部已南渡黄河，他又将司令部设在黄河岸边的常庄，也是为自己南逃作好准备。当时日军因兵力不足，在冀鲁豫边区并没有多少部队，只在濮阳住有一个步兵中队和骑兵小队。伪军也很少，只有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敌后很空虚。

我方自八大队的主力合并到四支队以后，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一支生力军。再加上多年的工作基础，以及同群众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在边区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建立抗日政权是完全有条件的。丁树本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他想借抗日以扩大自己的实力，表示要守土抗战。但是，改编的民团经不起敌人的进攻，丁树本又想对四支队加以利用，这就有了对丁树本进行统战的基础。

为了争取丁树本一致抗日，并保证四支队有广阔的活动范围，特委书记朱则民来到丁树本的司令部所在地常庄，同丁树本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朱则民提出了三顶条件：一、四支队受共产党领导，单独打游击。二、丁不向四支队派干部。三、四支队可改用丁部番号，即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令部第四支队。丁树本慑于日军的嚣张气焰，又苦于其部队没有战斗力，对朱则民提出的谈判条件都同意了。

3月8日，四支队到濮阳县西南的小濮州。第二天早晨，四支队的副队长安明和参谋长肖汉卿去常庄见丁树本。丁树本提出要和四支队的全体指战员见见面。

安明和肖汉卿答应了。早饭后，丁树本带了四五个人，骑着马同安明、肖汉卿一起去小濮州。这一天，正遇上小濮州的骡马大会。路上、村子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赶会的特别多。

四支队把部队集合起来，拉到村西头大庙前的一个场子上开会。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把部队围个水泄不道。

丁树本刚开始讲话，忽然哨兵匆匆跑来：“报告，发现西边有骑兵！”

丁树本听了一愣，定定神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那是我们的骑兵。”那姿态分明显示自己特有的沉着、冷静。

可是，时隔不久，哨兵又匆忙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不好了，骑兵穿的是黄呢子军衣，是日本人来了！”

这一下丁树本慌了手脚，他站在那里竟不知如何是好。肖汉卿是红军出身，经验丰富，听了报告后，他随即下了一道命令：“准备战斗！”

四支队迅速占领阵地。因为赶会的、围观的人很多，把部队围得很紧，日军虽然离他们很近了，却没有发现情况。

日本骑兵有30多人，他们松辔缓行，行动毫不戒备。由于这次行动目标不是小濮州，只是路过，所以，他们没有丝毫的准备。当他们进入包围圈时，肖汉卿一声令下，四支队的战士把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东窜西逃，摸不着头脑。

丁树本见战斗打响，惊慌失措，他匆匆拉了一匹马，慌忙逃走了。

战斗正打得激烈时，有四五个鬼子落马，但他们还在继续抵抗。战士武振卿冲上去，一刺刀刺死一个鬼子。这时另一个受伤的鬼子又向武振卿瞄准。武振卿学过武术，一个箭步上去，用枪托把鬼子的脑袋砸得粉碎。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这次战斗四支队击毙4个鬼子，缴获4支日本马盖枪，还有弹药及一部分军用品。战斗结束后，部队就立即撤出阵地，向东北方向退去。当日军后续部队追来时，四支队已经安全迂回到常庄，避开了敌人的主力。

日军在大名以南，从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钉子。这次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们千方百计要找四支队的下落。日军追了一天一夜。3月11日拂晓，追到常庄附近。

此时，四支队的四个中队，丁树本的几个连和保安团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常庄是丁树本的司令部所在地，可是他却要四支队打正面，他的部队都到两侧。为了团结抗战，拂晓前，四支队进入了常庄外围的正面前沿阵地。

战斗当天就打响了。战士们打得很顽强，很沉着，日军一直没有突破他们的阵地。三中队副队长刘子良，用一个小坟头作掩护，敌人从东边打，他就躲在西边，敌人从西边打，他就躲在东边，一直坚持到最后。由于大家团结战斗，终于把敌人打退了。

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战士们作战的英勇行为，感动得拿出大枣、花生等物资，送到火线上慰劳战士。战土们边吃边打，战斗情绪很高。老百姓有时还告诉战士们，哪里敌人活动了，要他们快打。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情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丁树本的部队在战斗中顶不住敌人的火力，不断向其参谋长陈明绍告急：“报告！部队顶不住！”

“他妈的！四支队能顶住，你们为什么顶不住？顶不住也得顶！”陈明绍急得大骂。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日军因是孤军深入，不了解对方的底细，怕拖下去吃大亏，只好于3月12日拂晓撤退了。

这一仗虽然没有消灭更多的敌人，但初次对日军正式作战，就能打退放人的进攻，保卫了常庄，大长了部队的士气，鼓舞了群众，也稳住了丁树本。不然他就要南渡黄河逃跑。在小濮州召开庆祝大会时，丁树本盗取名誉，窃夺胜利果实，把四支队缴获的战利品大盖枪、军衣、皮靴等借去拍了照，派人到武汉向蒋介石报功请赏。

在此时期，刘晏春在小濮州一带领导的游击队也合并到四支队。这时，四支队已经发展到六七百人。

4月上旬，四支队又收复清丰县城，逮捕了24名汉奸，处决了8名。同时，由张西三、李渭川带领一个中队，悄悄摸进南乐县城，打进日本了维持会，伪县长何举之落荒而逃，处决了2名汉奸。四支队乘胜前进，又收复距大名10公里的交通要镇龙王庙。5月间，井店镇附近的地方武装领导人刘相友，毅然率领数百人和数百支枪，加入四支队。

四支队在抗日救国的战斗中，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帮助下，顺利发展到近千人，700多条枪。

1938年夏天，四支队按照上级指示，到河北肥乡县同八路军七七一团会合。随后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七支队，编入了正规军，在抗日的战场上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