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宝典——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春秋》的纲目，孔子的好友左丘明便用大量具体史实著《左氏春秋》以补原书之不足，简称《左传》。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传给学生公羊高的形成《公羊说》，传给谷梁赤的形成《谷梁传》。

上述三部传述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早编年体史书《左传》

那还是春秋时期，至圣先师孔子依据鲁史修撰了一部史书《春秋》，借记载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

孔子作《春秋》时，他曾与好友鲁国史官左丘明一起参观鲁国的史记，然后讲给弟子。但他的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

左丘明唯恐孔门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说明《春秋》的纲目，他便用大量具体史实著《左氏春秋》，以补《春秋》原书之不足，简称《左传》，证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

左丘明是西周王朝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子孙，西周建国之初，西周太傅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去世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

后来，周王室发生宫廷之争，丘的后人娄嘉为逃避灾难，全家到了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时候，职业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

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的儿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官。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制礼作乐，鲁国保存了西周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的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

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期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

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在任鲁国左史官时，他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也是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说：

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左丘明认为，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由于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

春秋时期，卫国卫庄公的爱妾生了个儿子叫州吁。州吁整天只喜欢舞刀弄枪，不务正业。大夫石鹊也有个儿子，叫石厚，石厚与州吁关系很好。卫庄公死后，公子完继位为卫桓公。此时石鹊因年迈，又不满州吁的行为，便告老还乡。

一天，卫桓公要到洛邑去见周王，州吁和石厚便借送行之机杀死卫桓公，夺取了王位。可是他们不得人心，于是商量找石鹊帮忙，以安抚民心。

石鹊告诉前来求助的儿子说：“你们只要去请陈恒公帮你们在周王面前说说，得到周王的同意就好了。”石鹊却暗中写信密告陈恒公，请他帮助捉拿弑君的凶手。

石厚和州吁一到陈国就被抓起来了。陈国国君派人去问石鹊怎么处置这两个凶手。石鹊说：“这小子不忠不孝，留他有什么用？”于是陈王叫人把他们杀了。

卫大夫石厚大义灭亲，他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

对此，左丘明认为：“作为君子，除了对君王要忠，对父母要孝外，还要做到信。因为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还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水的南面。

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郑国处于危险之中了！假如让智勇双全的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秦国的军队一定会撤退。”郑文公同意了。

烛之武却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危急之中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

烛之武就答应了这件事。这天夜晚，有人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

烛之武见到了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怎敢冒昧地拿这件事情来麻烦您。越过邻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您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国增加土地呢？邻国的势力雄厚了，您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当作东方道路上接待过客的主人，出使的人来来往往，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您曾经给予晋惠公恩惠，惠公曾经答应给您焦、瑕两座城池。然而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满足呢？现在它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向西扩大边界。如果不使秦国土地亏损，将从哪里得到他所奢求的土地呢？削弱秦国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

秦穆公认为烛之武说的非常有道理，他便与郑国签订了盟约，派遣大将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于是秦国就撤军了。

晋公大臣子犯见秦国撤军，他请求晋文公乘机袭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假如没有秦国的协助，我是不敢来侵犯郑国的，依靠别人的力量而又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用散乱的局面代替整齐的局面，这是不符合武德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就离开了郑国。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公元前479年，年事已高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左丘明辞官还乡后，建立了左史书舍，开始编纂《左传》。左丘明纂修《左传》的时候已经彻底失明了。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为了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左丘明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终于把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共35卷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书体裁的长处，把其他史书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

还有，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左传》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

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不同版本的《左传》“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左传》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给后世应用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仅据宋朝吏部侍郎陈骙在《文则》中列举，就有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8种之多，实际还远不止此，后人认为檄文也源于《左传》。并且，本书在我国的文学界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史学也有巨大的贡献！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

《左传》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另外，《左传》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之一。

[旁注]

太傅　我国古代职官。起始于春秋时期的晋国，为国王的辅佐大臣与皇帝老师，掌管礼法的制定和颁行，“三公”之一；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楚国也设有太傅。秦朝时期被废止。西汉曾两度短暂复置该职位；东汉则长期设立。以后各朝代都有设置，但多为虚衔。

楚　又称荆、荆楚，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国君芈姓熊氏。最早兴起于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在浩瀚历史长河中，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丘明　（公元前556年～公元前451年），姓丘，名明。是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他曾经做过鲁国的史官，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他晚年双目失明，著有《左氏春秋》和《国语》，对后来文学历史等方面影响巨大。

君子　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在我国“诸子百家”中，儒家尤其是孔子对君子极为重视。在人格塑造的理想中，虽然儒家有圣人、贤人，道家有真人、神人，其境界高于君子，但世间完人不多，所以君子备受推崇。

卫庄公　春秋时期卫国第12代君主，姓姬，名扬，公元前757年到公元前735年在位。其夫人庄姜相貌美丽却没有生子。庄姜以戴妫之子卫桓公为己子，故卫庄公立桓公为太子，但是不听石碏劝，过份纵容州吁，导致了后来的州吁弑卫桓公之乱。

陈国　我国历史上西周至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妫姓，是帝舜的后代。陈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列国的重要国家之一，其统治区域主要在豫东周口一带，存国时间近千年。陈地原属东夷文化。至周朝之后，与王室积极通婚，吸收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晋文公　（《左传》载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8年；《史记》载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姬姓，名重耳。他是春秋时代第一强国的缔造者，开创了晋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原霸权。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秦穆公　（？～公元前621年）一作秦缪公，嬴姓，赵氏，名任好。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在位39年。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为四百年后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石。

郑国　别名奠国，国君为姬姓，伯爵。春秋战国时期重要诸侯国。立国432年，历21君。第三代君主郑庄公时最为强盛，号称春秋小霸主，疆域约有今河南北半省之中部，郑庄公之后诸公子争位，国势渐弱，兼之郑国地处中原，四周皆有强邻，发展受限，子产执政时曾一度中兴。

郑文公　（？～公元前628年）姬姓，郑氏，名踕，郑厉公之子，春秋时期郑国第八位第十任国君，公元前672年至公元前628年在位。郑文公在位期间，善于察言观色，又常常出席大国主持的盟会，寻求“保护伞”，郑国也因此躲过了一次次灭国危机。

晋惠公　（？～公元前637年）姬姓，晋氏，名夷吾，春秋时代晋国君主，晋献公之子，春秋霸主晋文公的弟弟。晋惠公在位期间，晋国在大国争霸中无所作为。晋惠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国君的宝座，为取得和维护权力不顾一切。

诸侯　是我国古代朝廷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权，但按礼要服从帝王命令，定期要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汉代时诸侯国由皇帝派相或长吏治理，王、侯仅食赋税。

编年体　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比如春秋圣人孔子所著的《春秋》、宋代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

烛之武　春秋时期郑国人。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兵围郑，烛之武前往秦营之中，向秦穆公陈说利害，终于使得秦穆公放弃了攻打郑国的打算，拯救郑国于危难之中。烛之武是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国义士，他运用智慧化解了郑国的危难，名传后世。

《文则》　是南宋陈骙潜心研究了“六经”诸子文章之后，写成的以归纳、总结“为文之法”为目的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我国古代第一本修辞学论著，以其全面、深刻的论述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史记》　由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和史学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战国策》　是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末刘向编定为33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战国策》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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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楚国与吴国即将开战，楚兵少而吴兵多。楚将子囊以为，照这样打起来楚军队必败，因此他没向楚王请示就下令退兵。到了国都城郊，子囊派人请求楚王赐死。楚王认为子囊退兵，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子囊却认为，对不战而退兵之人应该处以死刑，于是拔剑自刎。楚王赞叹子囊高义，殡葬时，将刑具放在子囊的三寸桐棺上，表示对子囊执行了死刑。

子囊在死后还不忘给国君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还不忘保卫祖国，这就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