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延南剿匪

王平在红军大学毕业时，校长林彪找其谈话说，过去对红三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接触，觉得红三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林彪想让王平回红 4 师当政委，王平说在那个部队太久了，能分到一个新单位，在新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更好。林彪表示同意。中央军委确定杨勇去红 4 师当政委，王平到陕北红 27 军当政委，贺晋年当军长。

1936 年 12 月下旬，王平与贺晋年一起去见毛泽东主席。王平对毛泽东主席说，他要改名，不叫王明，张爱萍已为他想好了新的名字叫王平。这是王平第二次改名了。他原名叫王惟允，1930 年王参军后，连长点名时，用广东腔喊他的名字，总是叫“王翁翁”，引得大家忍俊不禁，于是连长就同他商量，改名为王明。那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未上台，多数人也不知道王明其人。

毛泽东主席风趣而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个，别人才拿我开玩笑。”“那好吧。”毛泽东主席说罢，当即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命令贺晋年任 27 军军长，

王平任 27 军政委。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命令，王平视为珍宝，一直保存着，后来在河北过唐河时，突然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他甚为惋惜。

王平与贺晋年到红 27 军赴任，顺路到了延安。这时，延安刚解放，江华

任延安警备司令。他们在延安住了两天，便前往延安以南 20 多里的红 27 军

军部，在军部过的 1937 年元旦。

1 月初，为支援东北军、西北军对付何应钦的“讨逆军”，红 27 军奉命开到澄城、白水一线，归红二方面军指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的内战没有打起来，红 27 军撤回洛川。1 月中旬，党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红 27 军负责维持西安到延安的运输线。那时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 过往的人很多，部队负责这些人的食宿。洛川是边区南部的前沿，基本上是国民党统治区，专员和县长都是国民党的人员。红军要在此站住脚，首先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红军常同国民党军开联欢会，当地人民群众前来看热闹。国民党军着装整齐，红军穿的是破衣败絮。但是国民党军队出不了什么节目， 红军却很活跃，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会。所以当地老百姓动情地说： “国民党军队中看不中用，共产党军队中用不中看”。

那时，宜川、延长、富县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无人区，方圆有二三百公里，后来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首先在这一带的南泥湾搞起来的。东北军有一股散兵游勇跑到这里当土匪，陕北一个兵站人员叛变也变成了土匪。这两股土匪与这一带的地痞流氓狼狈为奸，纠合在一起，为非作歹。他们主要抢劫过往客商和运输车辆，有时也到远处的村寨打家劫舍。这些土匪十分凶狠狡猾，一般不敢拦截袭击军车。

4 月 25 日，周恩来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乘汽车在甘泉劳山附近遭土匪

伏击，牺牲 10 余人。周恩来的手枪丢在车上，被土匪掠去。这支手枪是西班牙式的，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从罗卓英部缴获的。后来，周恩来又去西安谈判，需要自卫武器，就把王平和杨成武等人的手枪调去挑选。王

平的手枪口径稍大一点，被周恩来留下了。

袭击事件发生后，军委命令红 27 军剿灭这两股土匪。该区塬峁遍布，沟梁纵横，人烟稀少，林草丛生。在这样的地形地貌上剿匪难度是很大的。

受命之后，军首长召开会议，分析土匪出没区域，活动特点和规律，研究制定剿匪方案。剿匪部队采取了路边设伏，分片搜索，集中合围和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剿匪。第一步红军的方针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重点在公路两侧设伏，首先以军事手段打击土匪的猖狂活动，打掉其嚣张气焰。第二步在土匪活动减少，逐渐退居老巢之后，红军的方针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土匪包围起来，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利用土匪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们。从东北军拉出来的那股土匪人多势众，是哥老会的变种。贺晋年参加红军前曾加入过哥老会，懂得一些暗语，便通过各种关系做工作，分化其内部。后来，土匪发生内讧，头子被杀，有百余人在临镇投诚。到 7 月初，这一带的土匪基本被肃清，消除了延安至西安一线的隐患，保障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人民群众也得以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