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于 10 月间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

边境，并亲自飞赴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 12 月 4 日，蒋介石准备就绪，再度来到西安，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逼迫他们表明态度：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向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果张、杨不愿打内战，立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给中央军。

这个办法，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深知，受了红军影响的广大官兵是不会再听蒋介石驱使“剿共”的，何况他们本人也不愿继续打内战。如果走第二条道路，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两军再分开，结果必将为蒋介石分别击破，无疑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再没有路可走了。

张学良按照和杨虎城既定的决策和步骤，第一步先向蒋介石实行“善说”。 12 月 7 日，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说服蒋介石。他先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继则同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历 3 小时之久。蒋介石厉声斥骂他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按照预定的第二个步骤实行“兵谏”。他们决定：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由东北军担任；十七路军则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的武装，控制飞机场和火车站。部署大体就绪后，具体的行动时间还未决定。

12 月 9 日，西安 1 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 1 周年，举行了示威大游行，要求团结抗日。当游行队伍集合时，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了一个 12 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整队冲出中山门向华清池进发，去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消息，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令他用武力制止，“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乘汽车赶上请愿的群众，进行劝阻，说他们去见蒋介石，将有牺牲流血的危险。有一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慷慨激昂地说：“张将军，东北沦亡 5 年啦，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

们不怕流血，愿为救国而死！”说罢放声大哭。接着 1 万多人都放声痛哭起来。悲痛之声，震动山河。张学良爱国之心，受到激发，他挥去脸上的热泪，激动地对群众说：“同胞们，我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

果然，到了第 3 天，张学良就以非常举动实践了他的诺言。 12 月 11

日午夜 12 时，张学良召集他的亲信，宣布实行“兵谏”的决心和行动计划。当时曾有人提出捉住蒋介石第二步怎么办？怎么处置蒋介石？张学良答复：

“第二步怎么办？捉住以后再说。只要他（指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这说明，当时张学良虽然没有完整的第二步行动计划，但只要蒋答应抗日，张学良仍拥蒋，事件就可以和平解决。张学良宣布完行动计划后，随即率领他们前往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设立临时指挥部，与杨虎城共同指挥这一行动。他们还指定几个人草拟了一份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稿，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计划通电稿捉蒋以后发出。

12 日清晨 5 时，白凤翔、孙铭久等带了一个连警卫，乘车赶到华清池。经过一场激战，他们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并在山上一块大石头后面草丛里捉住了蒋介石。蒋介石还被扣于临潼，尚未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时，张学良就明确地对杨虎城说：“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张学良是倡导和解、决定放蒋的第一人。

把蒋介石拘禁起来以后，张、杨便立即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八项主张的通电，同时打电报通知陕北红军，请红军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他们还令一部分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一切政治方面的问题；令一部分高级武职军官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

当天下午设计委员会就成立起来，并讨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第二步怎么办？怎样处置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张学良虽然有和解想法，但张、杨当时并无成竹在胸。设计委员会在讨论时，也都提不出成熟的意见。有人主张杀蒋；有人主张送交红军去杀；也有人根据张学良的说法，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释放他。讨论到最后，大家认为这个问题重大，既然我们没有成熟的主张，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我们高明，不如等红军代表团来到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

第二步怎么办？虽然大家还捉摸不定。但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应该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不论上下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理所当然的结局。设计委员会并向西安各界和军官作了这样的宣传，得到群众和军官们的一致拥护。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竭力主张先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进行“讨伐”。各地方实力派系头目也因自身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其中，冯玉祥于 13 日致电张学良提出“请先释放介公回京”的和平主张。

中共于 13 日知道蒋介石被扣消息，毛泽东主席立即召开中央会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因为这一事变采取了军事手段，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位置，而造成了对民族存亡有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事变的前途，英明地决定了党的基本方

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破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同情张、杨并给予积极的援助，切实作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现在全国主要的地区和军事力量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应该设法运用这个力量去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局势，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后，就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率代表团赴西安。12 月 15 日和 19 日，党中央又先后两次通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同时集中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准备与张、杨部队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于 16 日乘张学良派来迎接的飞机抵西安，经过周恩来向各方面耐心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5 日，蒋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