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清洗内幕

基洛夫被杀后，斯大林开始了一场对所有反对派的大规模清洗。这场清洗迅速弥漫全国，数百万人遭到逮捕，很多人被枪决，更多的人被流放，许多列宁的战友、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放送上断头台，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恐怖笼罩全国，人们心惊胆战。这场大恐怖猖獗了四年之久。

基洛夫死后，立即在列宁格勒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和枪毙。1935 年的头几个月里，数千名列宁格勒公民因被怀疑同情反对派而被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主要同事被逮捕，囚禁在上乌拉尔斯克。他们曾于 1932 年被第二次开除出党，到 1933 年 5 月被允许从流放地返回。

1935 年 1 月 15 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这仅仅是恐怖和大清洗的开始。

斯大林首先开始布置大清洗的得力骨干，作好人事安排。叶若夫主管了监察委员会，马林科夫成了中央书记处干部部的副部长。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还担任外高加索党的第一书记。在幕后，还有一个只有斯大林能指挥而谁都害怕的人物，他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1934 年，他负责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特别秘密政治处，作为斯大林私人秘书处的一部分。

1936 年 8 月 19 日，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开始。这个日子是相当举世瞩目的，因为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把他的大规模镇压措施付诸实施。他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心和无与伦比的胆量，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也深深地刻进历史记忆中的审判。这次出庭受审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叶甫多基莫夫等十六人，史称“十六人审判”。罪名是同托洛茨基一起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策划暗杀了基洛夫，还准备阴谋暗杀斯大林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恐怖和颠覆活动。

审判在莫斯科苏维埃宫内的十月礼堂举行，这里共有 350 个座位，经过周密的布置。

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血色，满脸浮肿，眼眶下垂着两团肿泡，看上去一副病态。他正忍受着哮喘病的折磨，不时张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快解开衣服，取下活领。在后来的整个审判中，他都一直穿着没有活领的衣服。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这真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其内容一模一样，他们全都主动诋毁自己，把自己说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同时歌颂斯大林的英明。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明，他不应得到宽大。当他讲完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他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向后看，要向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该季诺维也夫作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乏表情。他直立在栅栏后，宣读着别人

为他拟好的稿子。他象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正在竭力模仿一个叫季诺维也夫的人过去的演说风格。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通辩护。

1936 年 8 月 23 日晚 7 点 30 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合议室。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可是，审判庭成员却在合议室里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 2 点 30 分，即 8 月 24 日凌晨，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刑部分。审判长停顿了一会儿，当大厅恢复平静以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人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用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改为⋯⋯”

然而，这一套没有出现，是“死刑——立即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被枪决，无一幸免。

这是一次成功的审判，但是中间也出现了一个大的漏洞。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他 1932 年 11 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到哥本哈根，在“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接头，一道去见托洛茨基，安排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但这一供词一登报，托洛茨基马上在国外声明那全是谎言。8 月 25 日十六人彼枪毙后，9 月 1 日，丹麦报纸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 1917 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哥尔茨曼的供词完全是凭空捏造。美国一位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的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得出了同上面一致的结论。同时，还准确地证明，1932 年 11 月 23 日到 12 月 2 日这段时间，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参加考试，还有他在柏林给父母写的私人信件为证。这就从一个角度推翻了审判中的不实之词。

正是在这次审判中，还发生了一件同莫洛托夫政治生命密切相关的事件。被告人赖因霍尔德，一个彼收买然而并没有因此幸免一死的人，他供认： “托季联合总部”计划杀害斯大林和其余全部政治局委员。可是审讯记录在送给斯大林审阅时，斯大林却亲笔勾掉了莫洛托夫的名字，这表明莫洛托夫已经失宠。审判中被告的供词中都承认要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唯独没有莫洛托夫。据说，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莫洛托夫试图劝说他取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审判。内务部领导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逮捕莫洛托夫的命令。以往莫洛托夫每次外出休假，斯大林总是亲自到车站送行，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前往车站。然而，莫洛托夫的专列开出后约一个小时，亚哥达突然命令内务部交通局给莫洛托夫发出一封电报，说斯大林曾去车站送行，只是迟到了。这可能是为了安慰一下莫洛托夫，怕他会自杀。这样，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始终无人提及莫洛托夫的名字，后来斯大林才决定“宽恕”他。在第二、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莫洛托夫才又回到罪犯准备暗杀的名单之中。谁都知道，莫洛托夫这一遭遇，面临着入狱的危险。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托姆斯基自杀了。他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家庭的唯一幸存者曾回忆说，他父亲的自杀是在斯大林的一次来访之后立即发生的。斯大林带着一瓶酒来到了托姆斯基的寓所，开始他们谈话很平静，后来他父亲向斯大林叫喊起来，他指责斯大林在推行谋杀活动，并猛烈地推开门，

让斯大林滚出去，斯大林愤怒地离去了，书房里传出了枪声。

1936 年 9 月 26 日，亚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被叶若夫所代替，斯大林指责他肃反不力。叶若夫的就任，开始了大恐怖的更为残酷的一个阶段。叶若夫，他的名字已广为全世界所知，成为大恐怖的代名词。可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魔鬼式的人物，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幼小即失去父母成了一个孤儿，从十二岁起就由施略普尼柯夫一家抚养成人，施略普尼柯夫在 1937 年被枪毙，他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逮捕和流放。与叶若夫共过事的人们都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残忍的人，给人留下的是活泼愉快的印象，即使赫鲁晓夫，对叶若夫一直有着好感，对亚哥达也同样有好感。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是喜欢亚哥达的。我个人看不出他的行为中有什么反党的地方。我不懂斯大林为什么要撒换亚哥达，既不能理解他公开提出的理由，更加不能了解他内在的动机。在另一方面，我对叶若夫肯定地没有反对的意见。他既勤劳又可靠。我知道他在彼得格勒当过工人，从 1918 年起就是党员，这是有利于他的一个资格”。然而，叶若夫同斯大林的相处，他完全落入了解斯大林的那种几乎具有催眠术般魅力的影响之下。

“在叶若夫于 1936 年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利害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1937 年 1 月 21 日，开始了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这次被审的是皮达科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十七名被告，史称“十七人审判”。这些被告都曾是二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他们被控参加所谓“平行总部”，策划恐怖阴谋，从事间谍活动，企图借助德、日两个帝国主义的力量瓜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次审判多数被告都有国家指定的辩护人，但辩护人的辩词和国家控告人的起诉如出一辙。

皮达科夫是“列宁遗嘱”提到的六个人之一，“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这是列宁对他的评语。可以说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他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战线上表现出来的，他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优秀组织者。皮达科夫素以廉洁奉公而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住在一幢旧楼里，而且只占用了两间很小的陋室，从不享受特权，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他工作夜以继日，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象俄国的唐·吉诃德，他总是穿一件廉价的、做工很差的西服，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总显得特别小，袖子短得可怜。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据

说是在斯大林的亲密同乡和朋友奥尔忠尼启则向他做了许多许诺之后，他才同意上法庭的。1 月 23 日，皮达科夫按照早已拟好的供词，承认自己曾于 1935

年 12 月中旬乘飞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前往维克萨尔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即 1 月 25 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一项通告：“皮达科夫来奥

斯陆同托洛茨基会面一说完全不足为信”。“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 12 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决心铤而走险——向苏联政府挑战，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为皮达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苏联交付审判。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拉狄克也算是被审判中著名的一个，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活动家，但他天生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极力显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拉狄克的真正才干，是在宣传鼓动、写文章方面，政治局主要把他作为一个天才记者来使用。1927 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曾给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信道：“我们决不能默默无闻地、无所作为地眼看着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和十月革命的领袖被虐待狂烧死！”可是，不久他就彻底投降，反过来痛斥托洛茨基。1933 年他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大肆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他又得到重用，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和政治局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但他还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在法庭上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如此纯熟，许多人都相信了他的供词。作为一个可悲的被告人，他也把这看成是出人头地的机会，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1937 年 1 月 30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名死刑，他们都是在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被枪毙的。其他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这其中就有拉狄克，当宣判完毕后，拉狄克转身向其他被告人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成功有点不好意思。

皮达科夫被枪毙后不久，报上登出讣告：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最老的同事和朋友之一，1912 年在他的提议下，斯大林首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同所有的反对派斗争中，他都热心同斯大林合作，但他是个仁慈和温和的伙伴。他为他的哥哥普列亚的被捕并受到拷问感到不安，他对逮捕皮达科夫表示抗议，而皮达科夫长期以来是他的亲密同事，并在他的许诺下才走上法庭，枪毙皮达科夫等人和疯狂的大恐怖使他深感绝望。于是他开枪自杀了。这直到 1956 年才由赫鲁晓夫正式宣布。当时的官方诊断书是由四位有名望的医生联合签署的，其中三人不久就被逮捕并处决了。为了斩草除根，逮捕了除他妻子之外的家庭成员，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甚至连他别墅里的守门员也没有放过。就在苏联报纸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枪毙的当天，内务部政工局一名参加过侦讯工作的干部自杀了。接着高尔基市内务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又开枪自杀，乌克兰内务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利斯基又饮弹自尽。一场清洗内务部的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内务部里许多残忍的迫害狂，不久前还令那些被告胆战心惊，现在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因为他们“做恶太多”。仅仅在 1937 年里，被处决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就有 300 多名，只有亚哥达本人还暂时没有被枪决。

1937 年 6 月 11 日，苏联报刊登出一篇简短的政府通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红军高级将领，因充当间谍和叛国罪名被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第二天宣判已结束，全体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并立即执行。

叱咤风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一位军事上的天才，是使红军真正现代化的人，他在内战中功勋卓著，成为军队中的宠儿。他曾属于伏龙芝的集团，因此被看作是三十年代的波拿巴，斯大林是不信任他的。这次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波列维奇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

由此展开了一场对军队的大清洗，总共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军兵种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长中的五十七名，一百九十六名师长中的一

百一十名，四百零六名旅长级干部中的二百八十名，所有十一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八十名委员中的七十五名都被逮捕枪毙。至少有两万名军官被捕，占全部军官总数的 25％，有几千名军官被枪毙。军队经过了一场血洗。这一切都是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进行的。

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正在加紧进行。

1938 年 3 月，开始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出庭的被告人有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柯拉夫斯基等二十一人、史称“二十一人审判”。他们被控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鼓动和组织下，犯有间谍、恐怖主义和破坏的罪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二十一人中还有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参与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并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亚哥达。他被指控为外国间谍、谋杀了他的前任明任斯基，参与了谋杀基洛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被捕前，正是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他正在忙于给内务人员更换新装，制定新的礼节规定。现在他象一头困兽，等待着他的同样是被枪决的命运。

审判出现了曲折，克列斯廷斯基推翻了他的供词和认罪。轰动了法庭，但后来他又公开认罪了。最后，布哈林、李可夫、亚哥达都承认有罪。二十一人被告中，除普列特诺夫、柯拉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三人被判处徒刑外，其余全部被处死刑，执行枪决。

三十年代的大恐怖是以三次莫斯科审判为最突出代表的，然而，大规模的屠杀、逮捕和流放却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各级领导机关。清洗主要是针对以前的反对派成员，在公开审判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前反对派成员都被不加审判而予以枪毙。甚至一些斯大林的密友也不能幸免。最突出的代表是叶努启则，他同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是有名的最亲密的格鲁吉亚三人帮，他同斯大林少年起就是知心朋友。叶努启则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是个心慈手软的人，被清洗者的家属都认为，他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高级官员。斯大林的女儿多次提到这位“阿维尔叔叔”同她们家的密切关系，当娜佳同斯大林发生矛盾时，他常常是最有效的调解人。但他对斯大林的很多做法越来越不满，当他被斯大林赶出莫斯科，到外高加索去上任时，他也没有及时给斯大林写悔过信，这使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叶努启则只好去就任格鲁吉亚疗养院院长了。叶努启则则下定了决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关系。事情的结局是 1935 年 6 月叶努启则因生活作风靡烂被开除党

籍。1937 年 12 月 19 日报载：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处叶努启则、卡拉汉和另外五人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大规模的恐怖不仅是对一些“罪犯”本人，还涉及到他们的亲属，他们的妻子、成年子女，往往还有兄弟姐妹和父母。例如，图哈切夫斯基一家的遭遇非常悲惨：他的妻子和弟弟在狱中身亡，他的女儿和四个妹妹都被逮捕。叶努启则的亲属有八人被捕。布哈林的妻子被捕并被流放。几十万其他无辜的人们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

军队受到了血洗，党同样受到了更大的血洗。据统计，1934 年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即是基洛夫获得巨大声望的大会，当选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

候补委员中，有 98 名被逮捕和枪决，占 70％；有代表权和发言权的 1966 名

代表中，遭到逮捕和枪决的有 1108 名，占一半以上。从 1936 年到 1939 年大

清洗中，被捕的人数为 500 万，其中被处决的有 40 到 50 万人。

大清洗到 1938 年 7 月开始刹车，贝利亚取代了叶若夫。大清洗是以叶若夫的被逮捕和枪毙而宣告结束的，叶若夫因“作恶太多、滥杀无辜”而罪有应得。与此同时，内务部做了一次大清洗，许多人被处决，还有些人被送在劳改营。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同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被缺席判处死刑。内务部专门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执行这项判决。直到 1940 年 8 月 20 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他的防守严密的住宅中枝人用利斧砍死，他的脑浆溅满了他正在写作的斯大林传记的稿纸。暗杀者拉蒙·麦尔卡捷尔，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他的母亲因帮其实现暗杀而被投予列宁勋章。托洛茨基的大儿子谢多夫在法国一家医院里不明不白地死亡，二儿子被杀害，他的女儿——一个叫希娜的患有肺结核病的瘦弱女子死在了监狱里。

斯大林的反对派到此已被消灭干净。对反对派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托洛茨基，他一生都坚持他的“不断革命”论，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个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相抗衡的“第四国际”，组织他的革命活动，直到今天，仍有影响。托洛茨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法共著名人士爱伦斯坦 1979 年 3 月 2 日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公开为托洛茨基平反，意共领导人雷克林称他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从今天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一个革命家，然而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极左革命家。

莫斯科大审判是成功的，它使苏联人民、外交使团和国外舆论相信，这些被告人受到了公正的判决。即使当时美国任苏联的大使戴维斯也认为，被告人的罪行是有证有据的，并补充说，这是外交观察家们的普遍看法。采访这几次审判的外国记者大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然而，今天已经明白，这些审判都是虚假的，对被告的起诉没有任何证据，唯一最可靠的证据就是被告人的供词。现在，所有在莫斯科政治审判中的被告人的公民权都已被恢复，其中十七人被恢复了党籍，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苏联著名军事统帅已被彻底无条件平反。

这就出现了令人最困惑不解的难题：三次审判中的被告大都曾是最卓越的人物，坚强不屈的革命家，为什么他们在审判中纷纷承认指控他们的一切罪行？还有，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大规模恐怖悲惨的清洗，不惜杀掉那么多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这些都是为什么？

莫斯科审判使全世界大为吃惊：被告们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来污辱自己，他们还想方设法地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被告们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被灌了大量的催残意志的药品等等。

然而，正是被告们自己公开在法庭上对此做了否认。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过麻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感到，只有一点才能做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是：这些被告们

都是第一代革命家，是同列宁一起领导党并作为党的一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在他们看来，党永远是正确的，而个人的意志永远要服从党的意志，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被党所抛弃，已使得他们结束了政治生命，从精神上彻底垮了。他们不敢对党提出异议，并把自动认罪看作是对党的忏悔。这种关于党的观念是如此牢固地左右着他们，使他们在“党的审判”中失去了任何抵抗力。正象季诺维也夫在 1924 年 5 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说：“反对派可以采取的最明智和不愧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步骤，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在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之后所应采取的态度，就是走到党的面前来说“我犯了错误，而党是正确的’。”托洛茨基也在讲话中说：“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1928 年，皮达科夫更突出地表明这一点：“十月革命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都是奇迹！”“离开了党的队伍，他就没有生命，他随时准备相信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只要这是党的需要。”

党是至高无上的，党永远是正确的，而现在，斯大林就代表着党。作为失败了的反对派，作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个人，他会随时按照党的意志去做到这一切。这是多么强烈的观念！

而这，正是他们最大、最深刻的悲剧！

当然，被审判的被告各人情况很不一样。一些证据说明，严酷的非法刑讯，不停地对人精神的摧残都在审讯中起了作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利用对被告的妻子儿女及亲属的生命的威胁，也足以致人于死地。有人证明，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和刚的出生儿子消灭后才开始“交待”的，而克列斯廷斯基是在威胁他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打死后才在侦查记录上签了字。被告们比谁都明白，不在法庭上主动认罪，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那将是比枪毙更可怕的后果。

今天已经清楚，三十年代的大审判，按其后果来说是灾难性的，它无疑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阴谋暴行，它最突出最充分地说明了斯大林“粗暴地滥用权力，践踏法制”的罪行。这些可怕现象同在我们心中的斯大林形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一次巨大的精神上的打击和心灵上的创伤。这是我们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说：“斯大林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①她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斯大林是一个异常多疑的人，他中了纳粹机构的阴谋。

还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迫害狂。虽然有一定的迹象，但总的说来，却是一种表象之见，是一种简单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斯大林无疑是一个神经坚强的人，他是一个具有百折不迴的毅力和性格沉着、自制力甚强的人。他是一个铁腕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因为如此，他对周围的人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三十年代苏联的现实是：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危险，斯大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战争迫在眉睫。1931 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的安全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 176 页。

争的阴云布满欧洲。1936 年形成柏林罗马轴心，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斯大林要用铁的手腕对党和国家进行控制，消灭反对派，实现强有力的领导，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高度统一。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血腥的手段。斯大林领导苏联经过惨重代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知道能否对此做出解释，以证明这种残酷的做法确属必要，这要历史学家来下结论了。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大清洗也是为了达到斯大林牢固控制权力的目的，这不需要多加说明。政治家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掌握权力，才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正是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布哈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永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