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对派的失败和斯大林的胜利

托洛茨基这颗明星暗淡了下来，他开始“独善其身”。 “三驾马车”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迅速瓦解。现在开始了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机会，斯大林比他们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党的各级组织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同托洛茨基一样，虽然都很有才华，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空想家，是浮在政治云空的雄鹰，而斯大林则是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朴实、稳重、强有力的个性，甚至他的粗鲁都能在党的代表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事物的结局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但它还是要按照自身的规律走向自己的结局。

1925 年 12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政治命运的会议。加米涅夫以孤注一掷的情绪，发表了一篇他的生涯中最强有力的讲话，他满腔怒火地发言，就象他曾经严厉地斥责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反对制造一个领袖！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然而加米涅夫的讲话被代表们愤怒的叫喊所打断，他们喊起来：“要斯大林！要斯大林！”

双方斗争的理论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农民的政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了激进的左翼立场，他们强调要反对农民，对农民实行限制性的政策。这时候，斯大林倾向于布哈林对农民实行安抚的温和立场，强调鼓励农民的必要性。

斯大林这时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没有企图把他们置于死地。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变成了九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新增加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力量对比在改变，斯大林的势力在增长，他可以左右形势了。

斯大林对于季诺维也夫的真正打击是把他调离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来自这个季诺维也夫领地的气势汹汹的抗议也无济于事。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和能干的演说家基洛夫被派往这个“列宁的城市”。

这时候，托洛茨基以不屑一顾的神情保持超然态度，轻蔑地注视着曾企图把他置于死地的对手的失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由于两起不同寻常的死亡事件而得到更大的加强。

一起是伏龙芝的死亡事件，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伏龙芝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军人，他聪明，有毅力，文化修养很高。他代替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患有胃溃疡病，这并不是危险的恶性疾病，当时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伏龙芝也不愿做手术。但政治局却专门讨论，斯大林坚持要进行手术，说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结果，1925 年 10 月 31 日，伏龙芝因被使用过量的麻醉剂而死亡。他的夫人也因此而自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曾任斯大林的秘书、后来逃到西方的巴扎诺夫写道：“斯大林和我一样把伏龙芝看作是昨天的俄罗斯波拿巴，所以他要立即除掉他”。①然而，这种怀疑还

① 鲍里斯·巴扎灌夫《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第 103 页。

缺乏足够的证据。伏罗希洛夫接替了伏龙芝的职务。

另一起是 1926 年 7 月“革命骑士”捷尔任斯基的猝然去世。接替捷尔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卫局职务的是明仁斯基，但明仁斯基患有罕见的脊髓病，掌握实际权力的是亚哥达，他是斯大林的亲信。

1926 年 4 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了私人会晤，迅速地建立起“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听到他的对手联盟的消息后，讽刺挖苦地说“他们彼此赦免了”。“托季联盟”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的理论旗帜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把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寄希望于西欧革命的支持，认为在一国范围内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形成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嘲笑反对派是没有勇气和信心的庸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党和人民树立起一个伟大目标，激起了人们新的革命热情，因此它有极大的感染力。特别是比起托洛茨基的高谈阔论，它更容易为党和群众所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长期以来也歪曲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特别是他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并不是说一国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说社会主义需要世界革命的支持才能最后建成。反对派提出的政策是“超工业化计划”， 要用加重农民税收的办法，取得“超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这时候斯大林仍然倾向于布哈林的温和路线。

1926 年 10 月，斯大林开始对反对派采取措施，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候补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被调离共产国际。曾作为反对派一员的克鲁普斯卡娅也成了一个可怜人物，她的影响已骤然下降，她是一个正直的革命家，献身于列宁的事业，虽然她讨厌斯大林，然而为了党的共同事业，她退出了反对派，呼吁党的团结。反对派被迫发表了一个关于抛弃宗派活动的声明。

反对派开始争取群众，他们印刷传单，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独裁”。1927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结束了反对派的政治生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

当林大林解除他们的权力时，季诺维也夫痛苦地重新谈起以前讨论列宁遗嘱时拯救斯大林免于结束政治生涯的中央全会，并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从嘴上取下烟斗，回答说：“哦，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1928 年 1 月，托洛茨基离开了莫斯科的政治舞台，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他的支持者到车站送行，有的举着他的画像，有的喊口号，有的卧轨。这只是他政洽生涯的失败，还不是他生命的结束，悲剧还没有开始。

“联合反对派”被击溃以后，在党内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斗争，这就是斯大林同布哈林“右倾反对派”的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领袖，他看到软弱的苏联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只有尽快地使苏联强大，才能生存和自保， 他感到自己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因此他急于求成。现实的情况是新经济政策使农业得到比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产生了农民囤积粮食，富农控制农村的局面。斯大林提出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路线，强制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斯大林开始采纳了托洛茨基关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积累”的观点和“超工业化”的计划，这是一条剥夺农民的道路。布哈林则主张采取温和的方法，鼓励农民自愿结合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布哈林反对派没有能力去接

受斯大林的挑战。1928 年 7 月，布哈林转而要求加米涅夫的支持，很象当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而要求托洛茨基的支持一样。布哈林激动地对加米涅夫说：“我们和斯大林的分歧远远比我们同你的分歧严重⋯⋯他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他把每件事都置于他的权力欲之下。”但加米涅夫无动于衷。

尼古拉·布哈林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主编，他被认为是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可以说，在左倾反对派被打败以后，出现过一种“两巨头”执政的局面，这“两巨头”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然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这要首先从他们几个人说起：

布哈林，一个小个子的人，他性情温和，思想活跃，知识渊博，待人真诚，他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和演说家，一个严厉、言辞尖刻的辩论家。他不大象一个政治家，更象一个笔杆子，一名记者或政论家，他是一个温文尔雅、易动感情的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孩子气和友好的性格，使他很受朋友们的喜爱，然而他秉赋着一种特异的气质，接近狂热和歇斯底里。他具有迷人的魅力和令人感动的品格，列宁称他为“党的宠儿”。他根本不会搞政治阴谋，天性纯真浪漫，本应安安静静地成为一个学者，然而闯入格格不入的政治领域，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李可夫，接替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可是他最没有希望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他的外貌象一个俄罗斯农民，穿着节日服装进了城。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有一个健全的头脑。

托姆斯基，是苏联工会的领导人，他生性谨慎，为人质朴，不善辞令， 不参加争权斗争。他在党的领袖中是一个不很出色的人物，正象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很出色的一样。

可以看出，由这些不爱争权夺利的温和的人所组成的反对派也只能是温和的，甚至他们算不上是“政治反对派”，只是由于他们害怕采取极端的措施，当他们看到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冷酷无情和可能造成的灾难后果时，他们才本能地起来反对，成为反对派。

从 1928 年到 1929 年，斯大林为对付“右倾反对派”，把一些悔过的“左派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陆续地召回莫斯科。然而托洛茨基仍坚持不妥协的斗争，从事于反对斯大林的事业。1929 年 1 月 18 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 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在国外的流亡生涯。

1929 年 4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开始毁灭性地批判布哈林，称布哈林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保护者”，“富农思想的代言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都被解除了职务，他们终于彻底认输，公开承认斯大林的各项政策都是英明的。

布哈林由一个喜剧人物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曾帮助斯大林击败“托季反对派”，但他只是扮演了一个帮手的角色，他曾相信斯大林要推行一条温和的路线，他被政治愚弄了。他的悲剧在于，他并没有认认真真地组织一个反对派，他的呼吁更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在上层的小圈子里，他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他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生涯，然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现在已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1929 年 12 月 21 日， 全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盛况空前。报纸竞相发表颂扬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满了巨幅画像。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斯大林和列宁”成为一个大写的口号。一场个人崇拜的运动蓬勃发展。然而，

就斯大林的性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非要有人在他身边阿谀奉承不可的爱虚荣和自找麻烦的人，他的为人没有多大变化，他有权力和地位，但对财产和奢侈却毫无兴趣，他的爱好简单，生活简朴。夏令时节，只穿一件亚麻布的军装上衣，冬天是同样的毛质军装上衣，呢大衣已经穿了十五年。

无可怀疑的是，斯大林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他默认并鼓励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最大的轮子而已， 他称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庸才”。如果真如托洛茨基所言，列宁又怎么会把斯大林称作“杰出的领袖”之一，斯大林又怎么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无情斗争的政治迷官中战胜那些在许多方面都强于自己的对手？可以说，在列宁逝世后，只有斯大林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他比其他人都更好地把握了斗争的进程。

斯大林成为领袖，不仅因为他的个性、能力和无情的坚强决心，而且是因为他的现实、他的果敢、他的远见、他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内在力量。党和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从这时起，斯大林消除了一切反对派，掌握了绝对权力，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他被他伟大的目标和空前的雄心所鼓舞，开始不惜一切代价，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场新的震惊世界的革命开始了，这就是苏联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对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来说，集体化意味着没收他们辛辛苦苦经营所得来的财产，这并不是他们的愿望。特别是富农，起来拼命反抗。斯大林开始强制执行这一革命，他要迅速地达到成功。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宣布，“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等于是向为数一千万左右的农民全面宣战，甚至宣判死刑。斯大林靠无情地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实现这一场农业革命。集体化开始失去了控制，发展到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强奸和抢劫等胡作非为，在许多地区，农民以盲目的疯狂破坏来进行反抗，谋杀和纵火案比比皆是。农民们开始大量屠宰牲畜，对抗没收他们财产的集体化，从 1929 年到 1933 年，全国一多半的马匹被屠杀，三分之二的羊被宰掉。暴力和破坏的怒潮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最恐怖的是对富农的消灭，据可靠估计，全国有五百万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去，成千上万的人在村庄里保护自己的财产时被杀害。苏联后来的文学作品真实地描写了这一恐怖时期的农村情景。

斯大林对这种危险感到不安，1930 年岁月 2 日，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这场运动才有所收敛。这是一场巨大变革，只有一个毫不悲天悯人的强有力的领袖才能在这样的灾难中坚持这一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那几年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 几乎有点不可理解，在这种外貌的后面，必然存在着紧张和苦恼，他紧张地注视着不满的浪潮拍打着克里姆林宫的宫墙。

1932 年冬至 1933 年春，全国发生大饥荒，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对斯大林的不满在增加，前莫斯科党委书记柳亭起草了一份《柳亭纲领》， 称斯大林是“革命和俄国的掘墓人”，他要为推翻斯大林而斗争。斯大林展开了对党员的清洗。对斯大林来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工业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工业革命从苏联中部和西部发展到它亚洲部分

遥远的不毛之地，在乌拉尔以东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中心后来成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兔遭毁灭性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终于获得了成功，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何评价这一革命，这是后来者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斯大林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悲剧事件。1932 年 11 月，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那娃在她的卧室里开枪自杀。为了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从头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