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构成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现代史最不寻常的篇章，这不只局限在苏联国内，而且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直到今天，虽然他们都早已去世，我们仍然会不时发现他们活动和斗争的暗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从外貌到内在，从出身到经历，从个性到思维方式，都很少有共同之处。可以说他们代表着俄国革命的两面：一个是火，所到之处都要熊熊燃烧，热情洋溢，慷慨激昂，这是托洛茨基；一个是冰，扎扎实实地附着在革命的土地上，冷静镇定，坚固顽强，这是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面是在 1907 年伦敦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这里，斯大林头一次遇见了他未来的大敌。这位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彼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但成功地从流放地逃出，刚刚赶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见面斯大林就对托洛茨基感到厌烦，他讨厌滔滔不绝、哗众取宠的叫喊，他称托洛茨基是“漂亮的废物”。而托洛茨基后来写道，斯大林当时“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不仅在党内，就连参加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也不认识他”。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只是后来通过别人写的传记才得知斯大林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在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是亮度不同的两颗星星。托洛茨基已经在国内和欧洲享有盛名，而斯大林这颗星星还只在狭窄的高加索地平线上黯然地闪烁着。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在俄国的整个历史中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地互相对立，并影响到俄国革命的进程。

斯大林，身材不高，个子 1.67 米，体格健壮，长相有点象亚洲人，外貌平常，棕色头发和深棕色的眼睛，脸上有麻子，左臂有残疾，不大方便。他经常沉默寡言，深沉持重，自我沉思，善于克制，有时又显出他内在的热情冲动，不能安静而又粗鲁急躁，他身上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外表给人以脾气较平和的印象。

托洛茨基，中等身材，面色苍自，上嘴唇蓄着又黑又密的胡子，下巴上留着一绺山羊须，鼻梁上架着一副很厚的夹鼻眼镜，弥补他的近视眼的视力不足，他看上去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偏狭的性格和敏捷而神经质的举动，玲利的口齿，迅速的理解和那不可缺少的夹鼻眼镜——这一切刻画出一个言过其实、抽象而不实际的人。他为人自负，举止傲慢，好为人师，一般人都对他没有好感，不少人都先先后后挨过他的讽刺挖苦和故意摆架子的侮辱。

斯大林内向而不外露、表现得默默无闻，然而他意志坚强，工于心计，充满自信，有一种征服别人的内在力量，他坚信自己的独立性，决不盲从他人，必要时他可以斩钉截铁，承担起历史重任。他是一个冷静顽强的代表。托洛茨基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充满激情，勇于冒险，喜欢装腔作势，

蛊惑人心，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舞台，而把自己看成是剧作者、导演和头号英雄人物，命中注定要演出一部雄壮威武的历史剧。他是一个狂热激进的典型。

托洛茨基是一个乌克兰犹太地主的儿子，家境富裕，渡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而斯大林则是一个格鲁吉亚农奴的后代，家境贫困，残酷的童年时代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决定这两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不同，一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渡过，一个取得了神学校的经历，附

着在俄国的土地上，然而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却把他们两个联系到了一起。托洛茨基出生于 1879 年，和斯大林同一年出生。他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最初几个小组刚刚形成的时候加入党的，他十九岁时被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 年秋天他从流放地逃跑到了伦敦，在一个清晨他找到了列宁的住处，克鲁普斯卡娅安排了他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和马尔托夫等知名人物。1902 年底，他到了巴黎，与一个娇艳女子伊凡诺夫娜·娜塔娅结识，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兴趣使他俩萍水相逢，一见倾心，不久就结为终身伴侣。

1905 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托洛茨基从国外返回彼得堡，由于他作为政论家的影响，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但没过多久就又被捕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牢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并在《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中第一次论述了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1906 年 11 月 2 日，他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但他还是设法从西伯利亚茫茫无际的冰天雪地中逃到了国外，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国外，他拜访了列宁，并广泛地接触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梅休、考茨基、伯恩斯坦、麦克唐纳等人，最终定居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一直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采取“调和派”的立场，并和列宁发生了几次论战，列宁曾痛斥“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在党内斗争中，列宁和其论敌所用的言辞都是极其尖刻的。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托洛茨基辗转从美国这回国内。这时他还不是布

尔什维克党员。列宁先于托洛茨基于 4 月 3 月夜从瑞士回到波得格勒。托洛茨基的到来加强了列宁的地位，如今他全力支持列宁，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在“遗嘱”中称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正是指的这一点。

斯大林在列宁回国前的三个星期主持了党的工作，当别人忙于发表演说和争出风头的时候，他却总象一块基石一样扎扎实实地在党组织内工作着。“七月事变”的发生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列宁被通缉，转入地下，托洛茨基披捕入狱。斯大林有行动自由，他出面领导，虽然不如列宁富有活力和想象力，也不如托洛茨基富于戏剧性，但其力量和决心却宛如磐石一般。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反对举行起义，他们并在高尔基主办的

《新生活报》上警告公众，要反对起义，这等于把起义的计划泄露了出去。列宁对这种轻率的举动十分愤慨，称他们为“工贼行为”、“叛变活动”，要求立即把他们开除出党，托洛茨基也提出要严厉制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未因加米涅夫是他的妹夫而有所动摇，这表明他对革命的忠诚高于个人关系。只有斯大林的语调显得温和。列宁在“遗嘱”中所指的“十月事件” 就是指的这一点。但他们两个人在遭到反对后，积极地投入了领导起义的工作。

毫无疑问，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最大作用，托洛茨基作为波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协助列宁，部署战斗。临时政府被推翻，波得格勒的一切权力即交给了这个委员会。无疑，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把十月革命说成是斯大林和列宁两人共同领导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18 年，斯大林在《十月的转折》一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是

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遗憾的是，后来出版斯大林全集时，把这篇文章给抽掉了。1917 年 11 月 29 日，党中央任命了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成的“四驾马车”，全权处理一切紧急事务。革命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和平，当时俄国军队正在前线同德国打仗，但士气低落，已无力取胜，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列宁提出为了生存，必须接受敌人的和平条件，这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托洛茨基幻想德国会马上爆发革命，因此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方案，布哈林以他天真的革命激情投票反对媾和，斯大林支持列宁。托洛茨基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同德国谈判，他以伟大演说家的姿态宣布了他的方案：“我们正在把我国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但是我们被迫拒绝签订这项和约”。整个谈判代表被这奇怪的举动惊呆了，德国军队并没有被托洛茨基的革命演说所吓倒，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府被迫接受了布列斯待和约。俄国为此丧失了一百二十六万七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占俄国农田的 27％，六千二百万人口，26％的铁路和 75％的钢铁工业。这是一个屈辱的和约，然而布尔什维克政权保住了。这一事件，我们看出列宁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而托洛茨基则暴露了他的一个重要缺点：缺乏平易的现实主义，而有一种夸夸其谈和矫柔造作的癖习，这在很多时候对革命是有害无益的。

十月革命继之以一场残酷的内战和疯狂的外国干涉，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之一，俄罗斯被掩没在血泊之中。苏维埃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18 年 3 月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依赖于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托洛茨基彼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领袖对他的军事才能是否合适并没有研究过。当时，只有大约十万赤卫队亦即武装工人，作为一支军队的底子。托洛茨基有自己的办法，他招募了大批沙俄的“军事专家”，强迫他们服役，并冷酷无情地把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同时把他们置于政委的严密监视之下，这样来确保他们的忠诚。

内战时期，托洛茨基象一颗慧星一样在天空放射光芒，这是他最光彩夺目的时期。他有巨大的热情和过人的精力，乘一辆专用指挥列车巡回于各战区，这辆列车上配备有电报发射台，无线电广播，印刷机，发电设备，医务室，浴室，储藏室和停放小汽车的车库等，由于负荷太重，需要用两个火车头来牵引。他身穿黑皮制服，瘦小但充满活力，他既有骑士风度，同时又滑稽可笑。他利用一切时机对部队高谈阔论发表长篇训话，他把自己高超的演说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惩罚来维持纪律，同时，他又用戏剧性的风格鼓舞起部队的士气。这些反映出他很有能力，喜欢权力和爱出风头。无论如何，内战的胜利，托洛茨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斯大林在内战中一直处在最关键的前线，他到察里津组织抗击卡列金的白军，到东部抗击高尔察克的白匪军，到彼得格勒抗击尤登尼奇的进犯，到南方抗击邓尼金。斯大林显示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他以行动果敢而著称，成为一个勇于决策和有权威的领导人。正是在察里津前线，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成为斯大林的密友，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伏罗希洛

夫原是一个放牛娃，后来成为金属加工厂的工人，参加革命并在内战中出各。最值得提到的是布琼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留着连鬓胡子，两撇八字胡的须角象金龟子的触角一样高高翘起。这位精神抖擞的原骑兵中士的队伍不断扩大，有一天，莫斯科有人来送给他一辆汽车和一张党证，他小心翼翼地把党证放在桌上，似乎那张党证象中国花瓶似的非常容易打碎。弟兄们告诉他，“谢明，这辆汽车嘛，你留下。至于这个，就把他放在这里吧，你知道，反正它不需要吃面包”。布琼尼成了共产党员，他的“坦克部队”在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战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经常发生冲突，他们谁也不愿服从谁，彼此没有好感，列宁则成为他们中间的调停人。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老布尔什克也都讨厌这位“后来者”——他以自己的巨大光环总想使别人都黯然失色。

1921 年 11 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时被授予新设立的红旗勋章，这表明列宁和党中央对他们两人一视同仁。

可以说，内战时期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一个辉煌的高峰，他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列宁一直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活动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曾对高尔基说：“请您给我指出另外一个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的逝世，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推到了前场。开始，斯大林并不显得是一个竞争者，他依靠莫洛托夫做着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对托洛茨基攻击得最凶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深信，用不着象害怕托洛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他们把托洛茨基看做是潜在的丹东，或者说是俄国革命的波拿巴。十月革命和内战以后，许多迹象表明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形成了迷信：在许多机构里，只悬挂着他们两人的相片，在各种各样的组织里选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主席团的名誉成员已成惯例。导致托洛茨基后来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权力斗争最初的决定性阶段，托洛茨基不愿介入。这是由于他认为只有他才最有可能成为党的领袖，他始终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并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是被他的同时代人们的鼓掌声所陶醉，他首先关心的是：后代能否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来承认。

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列宁极其隆重的葬礼，他当时正在高加索治病，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但电报中所说的安葬日期是错误的，按此日期他已赶不回莫斯科。主持葬礼的是“三巨头”，历史性的耀眼灯光对准了他们，突出了他们的鲜明形象。

我们在这有必要提供一两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素描像：

季诺维也夫身材高大，体态肥胖，是一个胡子刮得光光的、有一头散乱短发的犹太人，他讲话嗓音嘹亮彻耳，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很有能力，但性格软弱，喜欢吹牛，他爱好吃喝享受，虚荣心强，好高鹜远，不切实际，喜欢搞阴谋伎俩而又不择手段。他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但始终想扮演一个伟大人物。

加米涅夫留着胡须，潇洒而有派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俄国小商人，迷了路走进了奇特的政治领域。他是一个天才非凡的人物，知识渊博，列宁曾称他是一匹“骏马”，同时拉了两辆丰——莫斯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议。

他不是一个贪权的人，而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天赋，作为治国的专家则有余，作为乱世旋转乾坤的领袖却不足。

1924 年 5 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列宁近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倾向于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处于劣蛰。可以这样说，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仅在列宁逝世以前有过获胜的机会。而现在，他已经要，被迫投降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又干了件极不识时务的蠢事，1924 年 9 月，他出版了一本引起巨大轰动的书《十月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把列宁作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伙伴来对待，甚至写到了列宁所犯的错误，并特别写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叛变行为”。这本书被看成是对伟大领袖列宁的攻击，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文章通过托洛茨基的早期生涯说明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也写文章给他做了说理的和毁灭性的打击。斯大林引用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各自的一些话，有力他说明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托洛茨基攻击列宁是“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列宁痛斥托洛茨基是“卑鄙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在党内长期的斗争中，列宁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言词都是极其尖刻的，但在斗争过后双方一致的基础上又会握手言欢。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托洛茨基又能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得到列宁的信任。现在，把以前的语录汇集在一起，足以把任何人置于死地。托洛茨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呀？全党为之震惊。

托洛茨基的身体垮了下来，他的失败已成定局。1925 年 1 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最后把他整死，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开除党籍的处分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伏龙芝接替它。直到这时候，他才迟迟地认识到，斯大林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劲敌。

托洛茨基由于其自负的特点，过于低估了斯大林，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因此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正如法国共产党左派、著名历史学家让·文伦斯坦在《斯大林现象史》一书中指出：“托洛茨基有时是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一个大作家，一名优秀的演说家，但他始终是一个平庸的战术家，他有应急的能力，但在相对平静的时候，反而会无所作为。在急流险滩面前他是一个伟人，但在涓涓细流之中却始终是一个庸人”。①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往往被人们弄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强调它是一场列宁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敌人——钻进革命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现在又有人认为他们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幌子和点缀而已。我们认为，它既有权力斗争，又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不是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而是革命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试想，如果没有权力的保证，又怎么能推行自己的思想路线？

斯大林还没有最后胜利，斗争的下一步如何呢？

① 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第 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