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端大事不糊涂
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总是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捍卫革命利益, 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性、高度的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因为他在中国革命史上多次使革命化险为夷,为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所以被毛泽东誉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27 年 7 月下旬,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那时汪精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企图利用诱骗手段,扣押贺龙、叶挺。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人秘密开会,策划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叶上庐山开会,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连夜找到叶挺,不顾个人安危,将汪精卫的密谋告诉了他,并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商定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次日,他们坐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摆出游湖赏景的架式,密商对策,从而使汪精卫的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保证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飞向大江南北,张发奎气急败坏地连忙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准备部署追赶起义部队。张发奎正要下达命令,作为参谋长坐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开了腔,他朝着张发奎不慌不忙地说; “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东,不追叶贺为好。”接着,他分析面临的战局,讲出了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
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 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到那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赶上,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张发奎一听,觉得叶剑英说的这些正合他早就想占据广东地盘的心愿。于是,当即放弃了尾追叶、贺的企图。
叶剑英的机智灵活,稳住了张发奎,从而大大减轻了南昌革命起义军南进的压力。
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省懋功地区,会师后,党中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战略方针。当时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向党闹独立,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6 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通过了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8 月下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却主张左右两路红军主力全部南下。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而张国焘不听中央的耐心说服和三令五申的催促,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背着中央,于 9 月上旬, 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意见,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那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作报告。叶剑英看到电令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认为,再继续劝说等待张国焘率领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党与红军的命运的严峻时刻,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中央决定率红 1、3 军迅速离开扎西。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很快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确定了党中央和红 1、3 军立即北上的方针。
与此同时,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当时唯一的一份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 1、3 军北上时急用。党中央在离开扎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通知他一起离开,他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军委纵队一同行动。”
次日凌晨两点,叶剑英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与军委纵队的其他领导一起将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带了出来,与党中央会合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
多少年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多次提到此事,并且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
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曾说:“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