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

1935 年 6 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

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兵力达 10 余万人，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广大指战员异常兴奋喜悦，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6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在两河口，迎接前来会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红四方面军迭挫强敌、发展壮大的光辉业绩。张国焘讲话中却语气傲慢，流露出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情绪，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一丝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都发了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

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朱德曾与张国焘彻夜长谈，希望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地区，打开北上道路。张国焘认为松潘敌人强大，拒绝了这个建议。

两河口会议之后，朱德按“松潘战役计划”，率一方面军北进，接连翻越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拖罗岗等几座雪山，先头部队于 7 月 16 日攻占离松潘不远的毛儿盖。

在红一方面军北进后，张国焘却迟迟按兵不动。原来，他以为红一方面军有 10 万人，现在实际上只有 2 万多人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便膨胀起来。他唆使其追随者以“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为借口，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凌驾于党中央和军委之上。

为了维护两个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 7 月 18 日在芦花召开会议，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由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这样，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北进至芦花。7 月 21 至 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川陕苏区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和多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但张国焘却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 “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也有少数人指责红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这也引起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张国焘挑拨离间以借口。这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深感忧虑。他在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因此受到四方面军同志的拥戴。

8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为此，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部率领，辖第 5 军、9 军、31 军、32 军、33 军等，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第 1 军、3 军、4 军、30 军等，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中央政治局还在沙窝召开会议，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

会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将和为人狡诈、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共事，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军分路行动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在阿坝会后北上的计划，提出“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宜走右路”。但是张国焘坚持西出阿坝，甚至主张深入到青海、宁夏、新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 8 月 20 日在毛儿盖开会，讨论夏洮战役以后的行动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危险的退却方针”，

因为它将适应敌人想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陲地域的需要。会议决定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月底，党中央和右路军经过草地，到达包座、班佑地区，等候与左路军会合，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抵达阿坝的左路军才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在草地行进的第三天，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涨水挡住了去路。不愿意向右路军靠拢的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致电党中央，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撤向松潘。

朱德坚持执行中央意见。为了弄清噶曲河水情，他亲到河边，派警卫员探测河水。警卫员骑马过河又返回来，证明队伍是完全可以过河的。朱德更坚持左路军过河后向班佑前进。为此，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争论。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下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令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

中央得悉这一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率红 1、红 3 军于 9 月 10 日凌晨先行北上。11 日抵达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示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电令，又致电红 1、红 3 军领导人，声称“1、3 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 1、3 军“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此电报上签名。

张国焘回到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对朱德的围攻。他唆使其追随者同朱德谈话，要朱写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文章，朱断然拒绝。张国焘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开会，攻击党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予理睬。张国焘急不可耐地说：“总司令，你可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从容镇定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三省和华北部分地区，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的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有人冲着朱德喊叫：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赶快走！

朱德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这时，刘伯承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别的不说，他还是一个年近半百的长者嘛！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矛头又指向了刘伯承。刘伯承也不示弱，表明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态度。

张国焘没有在阿坝会议上压服朱德、刘伯承，就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小会议，一面不断攻击中央，一面继续对朱德施加压力。他的追随者甚至谩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沉着坚定，任凭他们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不动怒，不生气，沉默不语，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他们骂完了，才慢慢同他们讲道理。

有一次，张国焘在会上造谣说党中央撤离某地时，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怒不可遏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草，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月 17 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 4 军、30 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 10 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月 5 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揭起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胁迫朱德表态，要朱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知道，我们“朱毛”在一起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 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威，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声明：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以后，朱德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形同阶下囚。他们不得不做以防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片刻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张国焘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未敢对他们采取极端的手段。不久，把刘伯承调到红军大学工作，实际解除了他总参谋长职务。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这使他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见到原第五、九军团的指战员，总是告诫他们要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耐心克服眼前困难，同四方面军同志搞好团结。他还常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接触和交谈。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亲切凝重的态度，朴实至诚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当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坚持原则的同志时，朱德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使一些人幸免于难。

此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虽取得击溃川军 7 万余人的胜利，但由于百丈战斗失利，加之严冬到来，部队衣食不继，处境日趋艰难。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 8 万人，锐减到 4 万人。挫折和失败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对党中央和朱德同志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个转机。

1936 年 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 1935 年 11 月由苏联回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 “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对张国焘不啻为当头一棒。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转变立场，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朱德和刘伯承乘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

领导。

到了 2 月，战局的发展对红四方面军更加不利。朱德和徐向前认为不能再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了，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党中央又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以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情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赞成第一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红军受损，又知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方案。

2 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北上，3 月 1 日占道孚，15 日克炉霍。到 4 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连瞻化、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

在此期间，红二、红六军团根据朱德、张国焘的指示，离开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于 5 月下旬进入康南，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望。张国焘迫于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的允诺，便在 6 月 6 日宣布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宣告失败。后来，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尽管张国焘又节外生枝，不愿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在党中央和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斗争下，终于在 10 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和静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1 月底，朱德率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和中共中央会合。毛泽东对朱德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