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 1928 年 11 月 6 日。有关这次案件记

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 年 4 月，南人民军第 9 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 月 8 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

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 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 年 6 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

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 3—4 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 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1、80.1 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 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 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 3 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国家检察官：“难道不是你们杀害了 3 名工人，然后又把水搅混？你知道 6·20 事件后举行罢工的传单吗？”

“我知道。” “是你写的吗？” “不是。”

“它们是在你的房内发现的，上面油墨还没干呢。” “我不知道这些传单是谁写的，谁印的。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不人道地对待

我。”

“可是别人都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是的，他们这样说是希望得到释放，害怕警察以后报复。但是我被捕时，双手被绑，绑得那么紧，手都变成紫色了。我被送到伊利卡大街警察局。6 个警卫守在屋子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用我在这里不能重复的粗话骂我。接着，他叫我靠近一点，我没提防他，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耳光，把我打晕了。他再一次叫我靠近一点。但是我拒绝了。他就拿起一把椅子朝我胸口打了一下。伤口很久没好。我要求治伤，他们不同意。为此我绝食 7 天。晚上，在狱中我多次听见受刑的人发出惨叫，可是这些人在这里都不敢说。”

国家检察官不耐烦了：“你编出这些故事来，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好从莫斯科领赏。”

“我已经承认了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

我知道，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会从这里很快获得释放。”

11 月 9 日，检察官宣读了他的最后起诉书：“约瑟夫·布罗兹，作

为非法的南共党员，在 1921 年到 1928 年间，在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问题——党领导对 SDK 事情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属于旨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检察官发言后，辩护律师发言，他反对起诉书在原罪名基础上又加上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新罪名，要求释放被告，或从轻处罚。首席法官两次打断律师的发言，提醒他注意法庭秩序。

庭审结束后，首席法官问被告们，是否还要进行补充答辩。其他人表示不再答辩。而布罗兹则要求发言。他开始在法庭上宣讲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经历。法官认为，布罗兹对此已在庭审中作过充分的解说， 没有必要再作补充。布罗兹和他的律师提出抗议，但是首席法官取消了

他的发言权，制止任何进一步讨论，宣布审讯结束，定于 11 月 14 日宣判。辩护律师请求取消宣判，检察官也要求发言，均遭法庭拒绝。

当法官下令把被告带下庭时，约瑟夫开始抗议，他转向挤满了人的大厅高喊：“这就确切地表明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1 月 14 日判决下来了，约瑟夫判处徒刑 5 年，其他人分别是 3 年、

2 年，两人无罪释放。

宣判后，被告用铁链锁上，带离法庭，约瑟夫再次面向大厅高呼口号。警察将他押走。《新闻报》描述道：

“他的身影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他的声音就像一个船长在船只快沉没时发出口号一样。”

两年前，共产国际曾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曾利用审讯的机会宣传共产主义。铁托的表现当然令共产国际满意，他将会越来越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

若干年后，铁托对人说起他大闹公堂的原因时说：“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党员是足以自豪和光荣的，党无愧于党员对它的忠诚和献身，为它坐牢是值得的。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献媚，或者假装尊重警察和法庭，以求解脱。我是以一种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我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干。真的，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真有心这样干。”

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铁托被捕了。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党组织继续遭到破坏：

1929 年 1 月，塞尔维亚地方党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合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反对独裁。传单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组织印发的，他当时 19 岁。在散发传单的时候，一名党员被捕了，他供出了

一大批人名。兰科维奇几次逃脱了追捕，但最终还是难逃魔掌。1 月 20 日，兰科维奇被捕，关在格拉文贾查监狱。狱方对他施以重刑，夜里还用木棍整夜槌打他的脚，折磨他，然后把他扔进结了冰的水泥地上。兰科维奇为了保护脊椎，只得把面包垫在腰下，头枕在一个罐头盒上。在庭审中，他愤怒地控诉了狱警的虐待，此外什么也不承认。他被判处 6 年徒刑。

1930 年底，共青团中央委员科茨穆尔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在拷打中， 他供出了斯洛文尼亚共青团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并告诉警察，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耶维奇有联系。联络暗号也告诉了警察局长伏伊科维奇。2 月 17 日，伏伊科维奇来到卢布尔雅那，在接头地点见到了卡德尔。伏伊科维奇照科茨穆尔供出的暗号与卡德尔接上了头，他立刻打听迪米特里耶维奇的地址，说是有信要交给他。卡德尔没有怀疑，告诉他，当晚 7 点半，在蒂沃利公园他正好与迪米特里耶维奇有约会。

伏伊科维奇一得到情报，顿时把脸一变，拔出枪来。此时，埋伏在附近的警察迅速围拢过来。他们把卡德尔推到一个院子里，一顿毒打。

然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警察局。在警察局，他们继续打他，用鞭子抽他的脸和背。时间已到下午 5 点，而 7 点半迪米特里耶维奇将去赴约。卡德尔焦虑地想着如何营救将要遭难的迪米特里耶维奇。把一切想好后，他开始假装受不住了，求伏伊科维奇不要再打他，他什么都招。他说：“我对你说的‘7 点半在蒂沃利公园’其实是句联络暗号，你应该用另外一句暗号‘那里太冷’回答我。你没有回答，我一下就知道你是个密探了。”伏伊科维奇果然上钩，他重新操起鞭子抽打卡德尔，要他供出“真情”。过了一会，卡德尔请求停止鞭打，他告诉他，约会的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时间在今晚 8 点。

8 点差 10 分，卡德尔被带到斯马丁斯卡大街。便衣将此地团团围住。

8 点已过，迪米特里耶维奇当然不会到这里来。卡德尔一个人站在街上， 伏伊科维奇躲在近处。8 点半，等的人仍没来，伏伊科维奇知道受了骗， 气得暴跳如雷，把卡德尔带回去，通宵拷打他。

迪米特里耶维奇的确在 7 点半到蒂沃利公园赴约，等了一个小时， 见卡德尔没来，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后，立刻离开卢布尔雅那去了苏联。

卡德尔被伏伊科维奇整整折磨了 10 天。审判时，判了两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