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整党建党

1 入选南共克罗地亚省委

约瑟夫 3 月底回到了老家。他的一个兄弟德拉古丁·卡罗不久前刚去世，他在这里的亲人实在不多了。别洛乌索娃在他被捕时就带着小扎尔科离开南斯拉夫，回到了苏联。

回家的当天，他到乡政府去报到，乡长约西普·久拉克与约瑟夫从小就认识。尽管如此，现在一个是乡长，一个是他管制下的监控分子， 约瑟夫不敢太随便。不料，乡长见到他进来，却把门关上，接着拍拍他的肩说：“你表现得真不错。”这显然是指他在法庭上和监狱中的行为。乡长的夸奖令约瑟夫感到吃惊，他想到亚历山大政权失去民心已到了何种程度，连他们委任的乡长都在背地里夸奖一个造反者的表现。乡长告诉他，按规定，他必须每天到他那里报到。边说，乡长边使眼色，那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

约瑟夫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拜访了所有的亲友，然后过苏特拉河去看望了母亲家的亲戚。在家里实在没有再要干的事了，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库姆罗维茨。警察发觉后，立刻发出了通缉令。

约瑟夫坐牢时曾接触过一个给犯人募集钱款、寄送包裹的党的同情者，他叫斯特沃·葛罗加查，是位作家，他所从事的“红色援救行动” 也接济过约瑟夫。这次，约瑟夫先找到他。通过他很快就找到了当时留在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并与克罗地亚省委取得了联系。

党当时规定，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一律不用真名，这样可以避免因一人被捕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即使假名也要经常改换。约瑟夫早在坐牢之前就用过好几个假名，他用“扎果拉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那名字的意思是“从扎果列来的人”。现在由于警察在通缉，就更有必要用新的假名。不仅如此，连外貌都得改变。他留了胡子，染了发，配了副眼镜。他给自己先是起了个名字，叫罗迪。不久发现已有另一位同志叫罗迪。便又将它改为铁托。开始他自己还不太习惯，直到 1937 年，才专门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有人说，他之所以起名铁托，是由于他习惯于支使人，因此起名时就用了克罗地亚语中第一人称单数支使人时通常的用语：“tito”，意为“你去干那个”。这纯属想当然的猜测。铁托解释说，tito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他是随便想起来的。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如俄国人的伊凡、英国人的约翰一样，相当普遍。探究起来，“铁托”与文学倒有点关联。18 世纪末，他家乡最有名的作家叫铁托·勃莱卓伐茨基。还有位作家的父亲也叫铁托，此外，它再没有别的意义。约瑟夫还用过很多假名，如斯皮里敦、梅卡斯、亚历山大·卡尔逊、维克托，等等。在共产国际，他叫瓦尔特。

一旦找到组织，铁托就积极投入工作，同志们选他为克罗地亚省委委员，成为克罗地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929 年，维多夫丹宪法施行，给南共党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到 1934 年，全国关押过的政治犯不下 35 000 名，党的领导成员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关押，要不就流亡国外。铁托出狱时，情况稍有好转，有些基层地下党组织又在开始活动。但是这时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太分

散，国内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1929 年，南共书记久罗·贾科维奇被杀害之后，其他的中央委员都逃出了国境，滞留在维也纳，后来他们干脆在维也纳履行起南共中央的职责来，共产国际指定约瓦·马列西奇·马蒂诺维奇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党中央不在国内，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虽然他们想同国内的同志取得联系，但每次派回去的人都被警方逮捕。被捕的人给组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因此，国内的党组织对那个远离祖国的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信心，有些基层组织甚至拒绝同他们取得联系。

铁托进入省委后，逐步了解了党的现状，他看到，在国内直接参加斗争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国外的指示，完全没有行动的自主性；而在国外的中央，自己也没有作出决定的自由，它的每一项决定都必须送到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审批。共产国际的办事程序是每次决定从下级到上级， 层层报告，到了最高层，经过讨论，批准了，然后又沿着前面的路线回到维也纳南共中央，再由中央转到国内的党组织。结果往往看到的决定不是不合实际，就是已经过时，党的工作不可能有所发展。而当实践每一次证明了中央不能胜任领导工作时，共产国际就重新考虑一个领导人，这时的南共领导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换的人都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人中挑选。铁托认识到，长此以往，党将越来越脱离南斯拉夫的斗争实际。

在国外的党中央试图与克罗地亚省委联系，但它派来的代表都被逮捕了，省委被暴露。有的委员建议不要再与中央联系。但是省委还是想作一次努力，与中央建立一种可靠的联系方法。这一次，他们派铁托去完成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