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1 投身工人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这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当帝国日暮途穷之时，这些国家一个个宣布脱离奥匈帝国独立。帝国解体的命运势不可免。

在南部斯拉夫地区，人民乘着奥匈帝国统治较弱的时机发起了革命运动。农民们自发地武装起来，他们的帽子上又插上了鸡毛，像马蒂亚·古贝奇一样，专找官家和富人算账。那个时期，农民们攻下那象征着统治压迫权威的一座座城堡，将里面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然后一把火彻底烧毁它，将它主人的土地没收重新分配。当时的局势，在资产阶级看来实在是“糟得很”。

正当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境内农民造反之时，当地资产阶级在萨格勒布组成了国民议会。他们竭力要恢复旧有秩序，却又无力控制局面。于是国民议会便向塞尔维亚政府求援，请它出兵镇压克、斯两地农民的造反。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答应了这一请求。为了抢先夺取政权， 国民议会于 1918 年 10 月 29 日宣布南部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匈帝国。12 月，它又正式宣布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 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①南部斯拉夫人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政权。

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面临这样的形势，亚历山大政府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日益腐败。1921 年当他的父王彼得死后，政府提出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增加王室经费。

此时，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全国工会会员达 25 万人，8 小时工作制已被普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拥有 6 万党员而在共产国际中被列为第三大党，成为南斯拉夫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亚历山大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不敢为所欲为。但是与工人运动不相适应的是党的领导层软弱无力。这一年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发动了大罢工。卢布尔雅那的警察在镇压铁路工人的行动中，打死了 10 名工人，打伤 21 人。罢工失败了。而党的领导人却提出了“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并且阻止工人们在“五一”举行游行示威。而统治阶级并不因为领导人的退让稍有松懈，反而加紧了压迫。在萨格勒布竟然发生了警察冲入市政厅逮捕共产党人市长的事件。

约瑟夫·布罗兹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到了萨格勒布。这是 1920 年 11 月。他在一家叫菲利甫·鲍姆机器厂找到了工作。一进厂，立刻申请加入了工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就在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亚历山大国王发表了取缔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诏书”，宣布共产党和工会为非法组织，并没收其财产。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遭到逮捕。党的工作一时陷入混乱，以至不能在全国组织有效的反抗。但各地自发的零星的破

① 1929 年 10 月 3 日改名为南斯拉夫。

坏活动却时有发生。

1912 年夏天，一名伏伊伏丁那的共产党员巴乔·斯特伊奇从一座建筑物上向坐在马车里从下面经过的国王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中途碰上了电线，迟滞了零点几秒。结果，国王的马车安然通过，而身后的卫兵炸伤好几名。斯特伊奇当场被捕，被判终生监禁。当时跟国王坐在一起， 幸免一死的还有国民议会会长，伊万·里巴尔博士。里巴尔后来脱离了王国政府，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组织，战后成为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团主席。大战爆发时，巴乔·斯特伊奇越狱出来加入了游击队。碰巧的是，1943 年，他和里巴尔在比哈奇还相会过，不久，在德国人第五次攻势中牺牲。

暗杀国王爆炸案一波未平，一个月后，一批年轻共产党人在克罗地亚的一个避暑胜地暗杀了内务部长、维多夫丹宪法的起草人密洛凡·德拉什科维奇。那是一部搞独裁的宪法。

反抗活动尽管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已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他们立即将所有的共产党人从议会驱逐出去，并大批逮捕嫌疑分子。

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约瑟夫在菲利甫·鲍姆工厂也呆不下去了。他按照广告上说的，到离萨格勒布 60 英里的一个村子里的一家面粉厂当

操作工。他的任务是看管一台 50 马力的蒸汽机。

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斯特沃·萨比奇来到了磨坊。他在旧军队当过军官，到过俄国，也是在 1915 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萨比奇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军。约瑟夫同他很谈得来。他们一起联络了一批人又秘密地开展了政治活动。

那时，他们跟党的组织脱离了联系，直到 1923 年 5 月，全国大选时期，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群工人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到法院登记时，遭到了逮捕。约瑟夫和萨比奇从这条消息中嗅到了党在活动的讯息。他们到报社去打听这几个候选人的详情。几个星期后，他们被释放了，约瑟夫很快找到了他们。起先，他们怕暴露身份，决定先考验一下约瑟夫，交给他一袋传单，等他散发了传单后，才相信了他。就这样，约瑟夫他们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担任了党在农民中的工作。

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会委员。

区委里有个在农具厂工作的木匠，叫约西普·瓦伦塔，他是当地有名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曾经组织过 4 次罢工。后来他患肺病死了。区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举行葬礼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来了。社会民主党本来准备要为他致辞的，主持送葬的天主教神父反对这样做，认为不合教规。死者的双亲支持神父的意见，坚持要按教规办。但是人们还是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个镰刀斧头图案的花圈。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人们对着棺木默祷致哀。约瑟夫走近一步，向遗体告别，他致辞说道：“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到底。”

坟地上升起一面红旗，葬礼到此结束。

那个天主教神父对共产党人非常不满，他跑到警察局去告发，说共产党利用葬礼搞宣传，使得他不能很好地执行宗教仪式。警察立刻作了调查，了解到一个叫久罗·塞科维茨的锁匠参加了这次葬礼。他们逮捕了他，要他供出致辞的人来，塞科维茨没有告诉他们。但不知怎么的，

警察了解到致辞的人是个磨坊工人。他们带着塞科维茨寻遍了这一带的磨坊。终于有一天找到维立科·特洛茨伏村来了。他们一个个讯问磨坊工人。问到约瑟夫时，他回答致辞的是他。

警察逮捕了他。他和塞科维茨被拴在一根链子上，从村子里押解到别洛伐尔镇。塞科维茨身体虚弱，在路上不时摔倒。他一倒下去，铁链就扯着约瑟夫，拉得人一阵剧痛。到达镇上时，他们的手都扯破了，手掌上满是血。

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到了第八天，开庭审问。还好，这调查官是个东正教徒，同天主教势不两立，那一套天主教的葬仪全是狗屁。他告诉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的问题。果然，照他说的去做，法庭宣布此案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逮捕人犯，应予无罪开释。

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在克罗地亚相当有影响的共和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访问苏俄。同农民国际取得了联系。当他回国时， 他的党也被取缔，转入地下。对此，人民的反应是激愤的。党的基层组织抓住这个时机，收集武器，准备利用人民的情绪发动起义。在别洛伐尔地区，约瑟夫和萨比奇也接到了收集武器的指示。他们在山村中建了个秘密武器库，藏起了几枝步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这些工作，约瑟夫经常代表区委会到萨格勒布去向克罗地亚省委汇报。在一次汇报中， 约瑟夫向省委书记拉多瓦诺维奇建议，要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作出决定。拉多瓦诺维奇对约瑟夫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对人说，约瑟夫的大胆使他感到害怕，认为他是个煽动分子。约瑟夫回到区委后感到很失望，他对萨比奇等人说：“在这种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925 年初，激进的农民党的领袖们都被捕了， 拉迪奇本人在隐匿了一段时期后，终于向当局自首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南共中央这时办了一张秘密报纸，由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任主编和发行人。皮雅杰早在 1921 年“诏书” 颁布前就以发表优秀的政论文章出名。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并出版了三期《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党报遭到了破坏， 皮雅杰被警方逮捕。当时，政府的首要之敌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为了制造一种镇压所需的恐怖气氛，当局决定拿皮雅杰案件做靶子，狠狠打击。他们将几名“听话的”法官调到贝尔格莱德法院，以便贯彻王国政府的意图。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一个要求判处皮雅杰死刑；一个要求判 20

年徒刑；一个要求判 15 年徒刑。最后采取折衷，判决 20 年徒刑。

克罗地亚农民党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1925 年的议会选举，他们获得了 67 席，成为克罗地亚第一大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没有勇气领导人民跟黑暗统治斗争到底。3 月 27 日，斯捷潘·拉迪奇在狱中指示全党，承认王国政府和维多夫丹宪法。在押的党的领袖们很快获释。这一年夏天，拉迪奇就参加了以尼古拉·巴西奇为首的王国政府。

克罗地亚的农民没有料到形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所支持的党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曾经有过的革命气氛低落下去。

这时，约瑟夫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过去的老磨坊主波拉克待他很好，波拉克只要他管好机器，从不过问他在外面从事的活动。但波拉克

不久生病死了，由他的女婿奥斯卡接手磨坊。这个人一来就压低工人工资，以榨取更大利润。他早就跟约瑟夫他们有了矛盾。他不喜欢约瑟夫在外面从事的那些活动，那容易招引宪兵的注意。一天，他把约瑟夫叫去，对他说：“搞政治或是做工，你必须两者之中择其一。”

约瑟夫到这个村子已有 4 年半的时间，现在不得不离开这里了。省委一些同志建议他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去从事新的工作。1925 年 9 月， 约瑟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村民们。他在这个村子生活期间，他的妻子又生了 3 个孩子。一个女孩兹拉蒂察，二个男孩：欣科和扎尔科。

3 个孩子只有扎尔科活了下来，欣科生下来才 7 天就害痢疾死了；兹拉蒂

察活了 2 岁，她是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是得白喉死去的。约瑟夫为他的两个孩子做了块墓碑，棺材则是村子里一个叫波杜普斯基的木匠做的。解放后他还健在。据他说：“小兹拉蒂察的死使约斯卡极为悲伤， 这是他第三次失去孩子了。⋯⋯他把棺材放进一座小山上的墓穴。我没有要棺材的费用⋯⋯战后，我写信给约斯卡，告诉他我还活着。他邀请我到贝尔格莱德去。我到他家做客，他送了我许多礼物，包括一双皮靴。我常常写信给他，有一次是替邻村一个朋友要一种特殊的药品，他给我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