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说“不”

1948 年 2 月 10 日，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苏联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南不满。接着发生了两起国际性的事件，南斯拉夫似乎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一件是在罗马尼亚，一夜之内，罗共已下令从所有地方撤除铁托的画像，而过去，铁托的画像跟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像是挂在一起的。这件事立即为外界所注视。第二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庆祝红军建军节宴会上，苏联代办竟拒绝与南斯拉夫公使干杯，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

真正的压力还是经济方面的。战后年代，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在东欧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主要是苏联。这一年，南应与苏联重新签订贸易协定，以前的协定 4 月即期满。南斯拉夫前两个月就派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二月底，苏方通知南方，南没有必要再派遣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中断了两国贸易关系。南斯拉夫立刻感觉到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它有很多重要物资依靠从苏联进口，尤其是能源。

3 月 1 日，南共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专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也无不与苏联问题有关。这次会议是在领导人中第一次集体探讨与苏联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铁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事关南斯拉夫独立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致表示对苏联应采取坚定的立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只有财政部长斯雷坦·茹约维奇从会议一开始就一言不发，一个劲地作笔记。散会时，大家决定， 对会上讨论的事情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泄漏。

南共中央全会之后，苏联方面不久就有了新的反应。3 月 18 日，苏联驻南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国防部长波波维奇，苏联政府已决定下令从南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待遇。”时隔一天，苏联代办又求见铁托，并向他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撤离在南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铁托就这两起事，当天致函莫洛托夫。第一，他指出，苏联所提出的撤离军事人员的理由不是真实理由；第二，南斯拉夫不许经济人员对外提供情报，一切情报应经由官方组织间取得。如果这就是苏联撤离文职人员的理由，南政府难以理解。

信件发出不久，斯大林的复信就来了。是由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阿米尼洛夫在萨格勒布向铁托递交的。

两位苏联使节来到铁托的郊区别墅。他们阴沉着脸走进铁托的房间。铁托正坐在写字台边，起身跟他们握过手后，没有寒暄。大使递过信来，铁托没有让坐，随后站在写字台边迅速地翻阅信件。

信的开头措辞就非常严厉，铁托看过几行，便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既没有表现畏缩，也没有表现愤怒。他不想让拉夫连捷夫从中得出点什么来。拉夫连捷夫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铁托，不等他看完信，就问：“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回答：“我们将考虑这封信。”

两位使节退出去。会见总共只花了几分钟时间。铁托这才把信从头至尾细细读了一遍。

信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首先，他们说明了召回苏联专家的理由，他们认为苏联专家有权向任何部门、任何官员收集他们所要的任何情报。他们的人，包括苏共驻情报局机关报的代表尤金，都处在南保安部门的监视下。只有在最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对待苏联人。接着，信件对南共党内情况进行评价，说南共并不是完全合法的， 党没有执行阶级斗争路线，党已融入到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气息， 中央委员会不是选出的而是指定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党都处在保安部的监视之下，保安部长就是党的本部书记。信的最后点了几个人的名：“听取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这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言论是荒谬的。”信中提到：“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可为一个教训。”这种暗示是够吓人的。谁都知道，在苏联，托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铁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摊牌的时刻已经来到。要么屈服，要么抗争，必须作出抉择。他立刻给政治局成员打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研究对策。随后他把信又再看了一遍。每当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他习惯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此时，他就陷入到这种沉思状态中。当他考虑成熟后，立刻伏案起草了致斯大林复函。

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基德里奇都来了，他们看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信。铁托激烈地表明了决不屈服的态度，并说如果是他个人的原因阻碍了南苏关系的发展，那么，他愿意提出退休。卡德尔等人一致拒绝了铁托的请求，同声谴责苏共对南斯拉夫的指控是虚假的，应予抵制。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信中点了他和另外三位同志的名，也认为有必要声明：“stari（塞语中作“老”字解，是一种爱称），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四人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铁托激动地说： “啊！不能！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 苏联人先拿这四个人开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分别掌管南的经济、军事、安全、宣传舆论大权。南共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高压之下， 中央决不能分裂，党在此时必须沉着冷静。

于是 5 位政治局委员坐下来研究局势。他们决定将这件事原原本本

地提交 4 月 12 日的中央全会讨论，并让全体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如期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将要对他们国家

的前途、对他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出决定。当此之时，南斯拉夫与西方世界处于怒目而视的对立状态。美、英、法等国政府决定修改对意大利和约的某些条款，同意将的里雅斯特部分归还意大利。西方报纸纷纷报道：南斯拉夫有对意大利作战的意图。甚至说南已在意边境部署了V1 和 V2 火箭发射架，已经动员了 28 个步兵旅和 9 个炮兵师准备投放战斗。南军队正集结在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四周。光是这一年的第一季度， 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事件就多达 21 起。然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又要接受来自东方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党多年来进行的教导， 都是无限尊敬和崇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党和国家。中央委员们对此将是怎样一种思想状况呢？

铁托回忆道：“我意识到这次会议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性。生活教会了我，在危机的时刻，最危险的莫过于站不稳立场，摇摆不定。在这

种形势下，反应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

时钟敲过 10 点，会场被封闭起来。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讨论苏共中央信件、经济形势、第五届党代会和其他。会议正式开始后，铁托首先阐叙了南苏冲突的由来和发展。接着宣读了苏共的来信和他草拟的复函稿。稿子的最后几段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巩固两国关系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首先是应严格遵守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其次是互相完全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关系便不可能持久和巩固。苏联人民，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必须相信，新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正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必须承认，现在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铁托领导下，将随时与苏联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第四，显然我们理解到，苏联在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一事上存在巨大困难，但是我们在建设祖国和实现五年计划中，仍然有正当的理由期待苏联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新南斯拉夫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第五，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不论是官方代表，抑或是其他人也好，都必须记住，他们是在一个兄弟的、独立的国家里，他们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铁托在宣读完信件后，作了简要的讲话：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共

产党犯了错误，不是我们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陷入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利用思想意识问题为对我们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道：“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会议记录是由中央候补委员波比伏达做的，没有派速记员。

铁托发完言后，中央委员依座位顺序就此问题表态。首先轮到的是卡德尔。他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决不同意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指责。他表示，支持铁托起草的复函稿。接下来，康察尔、基德里奇、吉拉斯、莱斯科夫谢克等人都先后发言，一致赞同中央的复函。轮到工人克尔斯图洛维奇发言时，他说：“几天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的复函稿。”

发言在一个个进行，17 名中央委员都表示赞同铁托的复函。现在轮到斯雷坦·茹约维奇发言了。他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坐着发言的，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来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的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

茹约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勇敢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但是现在，他头脑如此之僵化，同样使同志们感到吃惊。会场一下静如一潭死水。铁托站起身来，绕着会议桌走来走去。茹约维奇继

续他的发言：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将走向何处？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处在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对的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铁托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 背叛党。”

铁托的话，茹约维奇没有听见，他仍在一个劲地强调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南共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了正轨。中央委员们实在不想听他对党的攻击了。吉拉斯跳起来说：“茨尔尼，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一怔：“不是，但是你知道⋯⋯”其他的人都激动起来，指着他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也问他：“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了吗？我们是个警察国家吗？我们不过是要求跟俄国人平等。”茹约维奇不安起来，他又说了十分钟才坐下来。

接着发言的是驻苏大使符拉吉米尔·波波维奇，他说：“茹约维奇说的是不真实的，不是共产党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合理的， 连斯大林也承认这点。”

所有中央委员都表了态。最后轮到莫沙·皮雅杰说话时，他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信，水平真低。”严肃的会场，发出了几声笑声。

午饭后，会议继续举行。铁托重新发言，他说：“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很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敢违抗苏联党？当茹约维奇亲眼看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时，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真使我吃惊。我相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国人民首次获得了民族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将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你们捍卫自己是不对的。’接受苏共来信的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他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地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是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白天一样洁白，你， 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 11 年来团结一心，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领导。我们党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忠诚的。”

铁托在说话时，许多中央委员都流下了眼泪。

茹约维奇沉默不语，兰科维奇要求发言。他责问茹约维奇南共还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他说：“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党极不信任。”他反驳苏联信中指责国家保安部门控制了党的说法。接着他提醒茹约维奇，1937 年当戈尔基奇被逐出中央时，正是铁托不赞成株连他，“尽管你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联系，铁托还是提议把你选入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当中，有人提出了，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有关情况向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吉拉斯回想起，3 月 1 日中央全会后一天中午，当他经过苏联大使馆时，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他是否向大使递交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铁托问他：“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他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他说：“关于中央委员会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接着他提出他还要去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并在那里发言，请求允许他离开。

茹约维奇说了谎。若干年后，他自己供认，那次拜访拉夫连捷夫， 正是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的。因为，当时他听了卡德尔和吉拉斯通报了与苏联的关系，感到这不只是关系到南共一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相信苏联人，分歧是暂时的，而两党的性质则是一致的。苏共是父党，它有权知道一切。

拉夫连捷夫听了汇报以后指示，不要将对他汇报的事告诉南共中央。茹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拉夫连捷夫不作解释，只是回答：“不要告诉，至少现在不要！”至此，茹约维奇忽然明白他自己陷到一种卑劣而又不能自拔的处境中了，他不得不瞒着南共与苏联人联系，他已经骑虎难下了。随后，他又向拉夫连捷夫汇报过政府工作会议和其他别的情况。

铁托决定休会，明天继续开，他最后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第二天的会议决定，对茹约维奇进行审查。会议还通过了致苏共的

复函，只对铁托的原稿末尾部分作了删改，并建议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

南共复函首先对苏联来信的内容和语调表示震惊，并指出，他们从其驻南人员和茹约维奇处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别有用心的。复函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热爱苏联，但他们也决不会不爱自己的祖国。深信苏联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接着，复函就分歧的几方面具体问题作了辩驳。一、关于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复函指出，这些人的工资是由苏方决定的，定得太高，南方支付有困难，而苏方不许更改。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是南将军的 4 倍。南一名中将和上将级的军团司令每月收入为9000～11000 第纳尔，苏联一位中校、上校，或将军级的军事专家为 3～

4 万第纳尔。南认为，这不仅是一项财政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项政治问题，因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难以理解。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热爱是南共在党内和人民中宣传教导的结果。三、苏联情报机关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雇佣情报人员，散播对领导人的不

信任，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复函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署名。由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送达莫斯科。

波波维奇在莫洛托夫办公室受到接见。波波维奇递信函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向莫洛托夫陈述了南共的理由。他讲了大约 45 分钟，莫洛托夫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窗外。当波波维奇说完时，他问道：“完了？” “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波波维奇说：“你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稍停片刻，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和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波波维奇退出办公室， 分别时他们没有握手。

苏共在接到南共复函后，意识到南共内部是团结的，虽然有茹约维奇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势单力孤。显然，从南共内部摧垮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斯大林将矛盾推向外部。他们把 3 月 27 日的信件抄送给情报局各成员国，并要求各党参照苏共的信件，就此问题表态，各党的答复应先呈交苏共而不得直接发给南共。

1. 月 16

   日，尤金将苏共中央的信件和第一个表态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加什·拉科西的信件递交给铁托。拉科西是在苏联坦克的护送下回到匈牙利掌权的，自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拉科西的态度特别激起铁托的反感，因为正是这个人曾多次对铁托说过，俄国人对匈牙利不公，有反犹主义倾向，要求南共帮助他解决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因此，南共中央立刻给匈牙利人去了一封措辞不那么客气的信。

同时，南共也复函苏共中央。告之：收悉尤金同志递交的两封信， 从中得知苏共中央已将它 3 月 27 日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党的这一举动感到吃惊。首先，苏共中央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复函，也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 3 月 27 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核实。其次，兄弟党所获悉的情况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南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南共中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方式使得它不能捍卫自己，驳斥批评中不公正的论调。基于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举动，它无助于澄清和解释导致南苏分歧的原因。”

既然俄国人已将事情扩大到情报局。南共中央决定也将它的复函转发给各个成员国，使他们了解争论的全过程。但是，未等这些信件送达， 捷共、罗共的表态信早已由苏联代表递交来了。他们的态度与匈牙利人是一个腔调，波共和保共的信件还未收到。法共和意共保持了沉默。

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一直是心明眼亮的，但在这种共运内部的斗争中他却失去了当年义正辞严怒斥法西斯党徒的勇气。在保共信件还未送南共时，季米特洛夫率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去车站迎送他。在他的车厢内，他告诉吉拉斯，他已经看了苏共的信，有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但他又握住吉拉斯的手，说了二个字：“坚定。”吉拉斯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只说：“主要是坚定，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这可以说，他已尽了一个老战士所能尽的最大支持了。吉拉斯回忆说：“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只历时几分钟。他十分友好，但是，当契尔文科夫等人走进车厢后，他明显地改变了语调。”

季米特洛夫走后，不几天，就收到了保共中央的信。它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它的调子与其他信件一样。

“五一”节来临了，贝尔格莱德照例要举行盛大游行。按照苏联人的主意，茹约维奇那一天没上观礼台，而是走在游行队伍中，以这种方式向中央示威。

1. 月 4

   日，苏共中央第二封复函送到了。这次的信写得更为失策，它刺伤了南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感情。这封信抹杀了南共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的光辉业绩。它说，在德国人袭击了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处于严重危机的困境中，直到苏联军队来援救，驱走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 从而给共产党当政创造了不可少的条件。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给予， 同时也不可能给予法、意两国共产党这样的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把这些情况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来考虑的话，他们便不会如此高歌自己的功绩，而会对他人表示出尊敬和谦虚。”更使人气愤的是， 这封信有意贬低南共的成就，将其列入其他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一样的地位。信中说“没有人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那是不可争辩的。但必须说，就功绩和成就而论，我们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党是决不亚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很谦虚，不叫嚷他们的成就，不像南斯拉夫领导人用夸大的吹嘘震聋了每个人的耳朵。”

正是这些段落，苏共伤害了南全党、全民族最感自豪的方面，连英、美人都不会这样不公正地评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即使在当年， 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以后，苏联自己也是高度评价南斯拉夫人的。1944 年 6 月 4 日的《真理报》评论道：“南斯拉夫战场吸住了很多重要的德国部队，使凯塞林（德国驻意大利军统帅）在目前的惨败中得不到支援。这对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想在南斯拉夫赢得某种胜利的企图具有特殊意义。”经受了重大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对贬损他们荣誉的说法极为愤怒，使得那些本来对铁托还有怀疑的普通党员也看清了孰伪孰真。

苏联人拒绝派代表团来南调查核实，他们提出要将此问题提交共产党情报局。

5 月 9 日，就苏共第二封信，南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对此信的答复：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二同志——

我们接到了你们 1948 年 5 月 4 日的来信。叙述这封信给我们造成的沮丧情绪将是多余的。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这件事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了结，即我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我们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约·布·铁托依·卡德尔

奉南共中央之命

中央全会还听取了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并向全党公开。司法机关将对他们以叛国罪提起公诉。

随后几天，在国内抓获了一批违反国家安全的人，这又招致了莫斯科的严辞威吓。莫斯科曾策划用飞机劫持茹约维奇，但他们动手晚了，茹约维奇已逮捕入狱。

5 月 19 日，苏共派遣了一名叫马舍托夫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到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由苏共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签署的信件。这封信邀请铁托参加在基辅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碰头会议及随后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正式会议。事有凑巧，本来铁托的办公室挂有列宁、斯大林两幅画像，但就在马舍托夫进来之前，斯大林的那幅画框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马舍托夫一进来，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件事， 他以为这是有意取下来的，还未来得及收藏好。自然，他也会联想到近来，在南斯拉夫各地斯大林的像已经悄悄地消失了，而这都是铁托的命令。实际上南共从来未下过这类指示，这一次也完全是偶然。

铁托接过信，告诉马舍托夫，南共会尽快答复。但是铁托早已拿好主意，“不去，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坐被告席，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中央开会，大家都认为到那里无非是做戏， 判决早就拟好，根本不会有任何讨论，他们要开他们开去吧。30 年代苏联肃反的一些手法，人们还记忆犹新，假如铁托去了，生命是否有保证都难说。因此，中央决定，通知苏斯洛夫，南共不参加会议。

苏联人马上对此作出反应，他们来信指责铁托等人所说的南共在情报局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说法，“这种武断的说法没有一丝真理。根本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有各党所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应当向共产党情报局提交报告，同样也有权批评其他党。1947 年 9 月，当 9 个共产党的会议无例外地听取了各党中央的报告时，会议正是以这个原则为依据的。当会议以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批评意共和法共的工作时，会议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都有平等的权利批评其他的党。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抗拒对他们的批评，相反，他们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批评中吸取教训。而且大家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南斯拉夫同志和其他人一样，也利用机会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及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因此而认为，其他党对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违反了平等的原则。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为什么做这样激烈的改变，要求废除情报局制定的规则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亨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情报局的章程不适于他们，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却没有必要去接受其他党的批评。”

信的最后说：“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在情报局会议上作报告， 苏共中央将坚持在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事态。”苏共还同意将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事情出现变化。

5 月 25 日，是铁托的生日，除了季米特洛夫外，没有一个苏联集团的领导人按照惯例致贺。季米特洛夫发了贺电，并挑选了一名少年，代表保加利亚的青年和运动员向铁托献了一枚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