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全面抗战

4 月 5 日深夜，南斯拉夫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尔格莱德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街头，拥护这个条约。但是欢腾的人群还未散去，4 月 6 日清晨，德国空军的飞机突然飞临城市上空，希特勒对南斯拉夫不宣而战。

第一波机群飞过，南斯拉夫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战斗力就被消灭。下一个目标便是无限制地对着平民和公用设施狂轰滥炸，无论是民房、医院、学校、教堂⋯⋯遇到什么炸什么。第二波在上午 11 点开始，全城再一次面临死神。猛烈的爆炸声中，贝尔格莱德市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到处是浓烟滚滚，一些人趁火打劫，肆意抢劫商店和民宅，贝尔格莱德动物园成了一片火海，野兽从笼子中窜出来，在大街上乱跑。整个城市乌烟瘴气。

贝尔格莱德被炸的当天，《铁托传》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正在贝城，他目睹了这场浩劫，记述道：

当进攻开始时，我和爱德华·卡德尔正在城里。我带着他穿过燃烧着的街道走向城外，到一个我们的支持者家里，想在那里为他找一个避难所⋯⋯有个年长的妇女从某个地方跑过来，她披散着头发，脸吓得发白，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一直住在这里，离我们的学校很近。当她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里抱着什么东西，拼命吻它：

“啊？米拉，我的女儿⋯⋯”

母亲哭喊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是茫然的。她抱的原来是她女儿的手臂，仅仅几分钟前，她的女儿被炸得粉碎。

离那里不远，有一种放任的歌声，实际上是痛苦的尖叫声，一个脸上长着疙瘩的小姑娘和一个身体强壮的中年搬运工人拥抱着坐在炸毁一半的酒馆门槛上。当第一次轰炸开始时，他们就在这里避难，并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现在坐在门槛上，醉醺醺地尖叫着，第三次空袭警报拉响了也全然不顾。卡德尔和我从市中心逃出来。来到郊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尔格莱德在空袭中遭到的破坏之惨重，可列入欧洲城市的前几名。那天炸死了大约一万人，光是墓地安葬的就有三千多，大多数尸体被埋在瓦砾堆中。

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南斯拉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政府在第一次冲击时就已逃离现场，最高司令部陷于瘫痪，南斯拉夫已没有一个保卫祖国的指挥中心了。

战争开始的这一天，铁托在萨格勒布。他的住所位于城郊，那是他用斯拉夫科·巴比奇工程师的假名租住的。他从邻居那里得知德国人开始进攻了。邻居是从德国的广播中收到的。贝尔格莱德的电台一清早就断了音。

一经获悉开战的消息，铁托立刻进城找同志们联系。他了解到人民群众要抵抗的决心。因此，他立刻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驻军的司令部去，请求该部发给工人武器，武装自卫，抵抗德军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二次大战前建立的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

从克罗地亚赶走塞族和其他民族。大战期间成为与德意勾结的反动武装，残害南共游击队和平民百姓，其首领是安特·帕维利奇），驻军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并驱赶了他们。

4 月 10 日，德军坦克驶入萨格勒布，并一直往南，全境横扫南军。几天之后，西莫维奇政府投降了，国王彼得和政府放弃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4 月 15 日，他们远走高飞，先往希腊，后去了中东，临走却没忘记从国家银行带走大量黄金，并留下旨意，派代表与德国人谈判，签署投降书。

几周之内，意大利人占领了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匈牙利占领了巴奇卡平原；保加利亚取得了马其顿和部分塞尔维亚；德国人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克罗地亚由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建起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塞尔维亚由德国指定的奈迪奇将军建立的卖国政府执政。法西斯军队和卖国贼在南斯拉夫横行。

国难深重，所有的旧政党都保持沉默，他们的领导人有的随同国王跑到国外了，留下的人或是在观望，或是叛变投敌。惟有铁托领导的党，在萨格勒布陷落的那一天，4 月 10 日就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谴责侵略行径的宣言，并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由铁托任主席。接着 4 月底他们又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明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铁托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解释，他指出王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卖了祖国，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和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要取消过去的政府，而代之以人民的政府。这次会议为反侵略斗争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后，党的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传播出去，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打破了希特勒铁蹄下的一片沉寂。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当时挺身而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惟一政党，也是赞成南斯拉夫统一的惟一政党。在万马齐喑的时刻，共产党以她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铁托把党的决定从设在萨市的电台发往共产国际。当时南共有二座电台，一座设在萨市的一所别墅里，一座设在贝尔格莱德一所医院里。贝市的这座电台在 4 月 6 日的空袭中被炸毁。萨市的电台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科皮尼奇操作。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女人跟他一道扮作夫妻回国，电台就设在他家中，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科皮尼奇办事很机械，以共产国际大员自居，为人傲慢不逊，铁托不怎么喜欢他，但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他倒一直留在国内，担任一家最大企业的负责人。

南共的宣言和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苏联需要的，他们此时生怕得罪希特勒。但同时，莫斯科对南共的所作所为又颇不在意，他们根本不相信南共能办什么大事。那些宣言之类的东西不过是种姿态，不会对苏德关系产生很大的危害。

萨格勒布已成了德国人和乌斯塔沙的天下，他们对革命者的反抗镇压特别凶狠。南共在这里已很难呆下去。铁托已被乌斯塔沙的警察盯上了。这位穿着讲究的工程师巴比奇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同志们叫它“米老鼠”，是为了方便地下工作特意买的，警察不会怀疑有私车的人。但是当德国人进入萨市之后，他们要征用所有的机动车辆。铁托没有交出他的汽车。中央决定离开这里后，他把党的文件档案装在一只汽油桶里

埋在地下，把他保管的一部分黄金藏在烟囱里，然后找了两个工匠为他盖了一座车房，门也用砖堵上，把“米老鼠”藏在里边。不料其中一个工匠将此事报告了乌斯塔沙。警察随后来到他的住所，幸好他外出未归。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事情不好，便派她的小儿子出去找铁托。孩子到处找人，最后在一个车站找到了铁托，铁托正好上车，他从车上认出了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孩子对他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必须转移了，最好是去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虽然城市遭到重创，破败不堪，但那里各种势力却相对较弱，王国政府跑了，傀儡奈迪奇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伪政权。共产党人活动较为容易。当天晚上，铁托离开萨市前往贝尔格莱德，他拿着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上面用的是捷克斯科达工厂的代表，工程师斯拉夫科·科拉尔的名字。他和一个姑娘同行，每到一个关卡，便由这姑娘先上前过关，试探德国人是否换了新的通行证。就这样，他们一道道地过了关卡。结果很顺利地到了贝尔格莱德。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有两处住所，他在茹约维奇街住的时间较长，那是一位工程师斯韦塔的家，工程师家离德国占领军的军事长官家很近。为了安全起见，铁托在那所房子中建了个密室，当要打印文件时，就把百叶窗拉上，再扯起两层窗帘，蒙上一块毯子，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密室的入口与浴室相连，他把那个浴盆改装了一下，利用两根铁棒做滑轨，浴盆装在滑轨上，推开浴盆，一条通道一直通往屋顶下方，便于脱身。铁托在密室里藏了 16 枚手榴弹和两把左轮手枪，是应付紧急情况用的。

斯韦塔还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一家人跟铁托相处很好，主人的小女儿叫铁托“米卡叔叔”。有一天斯韦塔的朋友博迪罗格要到家里来做客。他是党员，留在伪军宪兵队里当军官。让不让他来呢？斯韦塔回来征询铁托的意见。铁托说：“当然要他来，他是宪兵，能不能请他弄套军装来？我看这样会安全些。”斯韦塔把铁托的请求告诉了博迪罗格。博迪罗格起先不肯去弄那身“卖国贼的衣服”。斯韦塔告诉他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给一位党的负责人弄的，他这才去弄。

博迪罗格在斯韦塔家住了几天，他和铁托住在一起，时常聊天。但他遵循地下工作的规矩，什么也不打听。战后，在一次集会上，他认出了铁托就是曾跟他住一起的“负责同志”。他责怪斯韦塔：“好啊，你当时根本不告诉我，他就是铁托！”斯韦塔其实也不知道铁托是谁，他说：“我的老兄，我当时又怎么会知道？”“那就是说现在站在台上的就是那位在你厨房削土豆皮的人了？我有时看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原来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翻过个啊？”

党中央除了康查尔等同志仍留在萨格勒布外，大部分都在贝尔格莱德。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国的联络网。情况表明，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地区进展顺利。特别是门的内哥罗，在南斯拉夫军队溃散时，很多武器落到了起义者手里。同时铁托还抓紧与伊万·里巴尔等人联系，协调各方人士的关系，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统一阵线。此时的形势就好像柴火已经准备好，只等点火了。

早在 5 月初，铁托就从一个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德国将进攻苏联。

5 月中旬，德军在巴尔干的军队调动频繁，逐渐向罗苏边界转移，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向一个流亡的白俄透露，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铁托得

知消息后，5 月底通过电台报告了季米特洛夫。遗憾的是未能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侵苏战争。南斯拉夫共产党虽然早就着手准备起义，但毕竟碍于苏德关系，总有掣肘之感。今天，事已至此，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南共就更不会坐等观望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郊区一所房子里决定，立刻宣布起义。铁托亲自起草了一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

火，已经点燃了。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 6 月 23 日，贝尔格莱德通向萨格勒布的铁路被破坏，继而，德国人的宣传品被烧毁、电线被割断，单个的德国兵在街上遭袭击，军车被毁。德国人的反应也异常坚决。在伪警察的帮助下，德国人开展了大搜捕，他们的惩罚手续极其简单，只要一经人指认，立刻就地枪杀。同时还实行了宵禁。

南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城市里开展的抵抗运动虽然很活跃，但困难很多，成果有限，战争将是长期的，要真正夺取胜利，必须建立能长期打击敌人的基地。6 月 27 日，中央又开会，决定建立最高统帅部——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成员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某些地区的军事首长。同时，中央军委宣告停止活动。政治局任命铁托为游击队总司令。

7 月 4 日，最高统帅部开会，会上大家都认为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斗争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内地，斗争将是全民的，而不应采取孤立主义路线，共产党实际处于统一阵线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指定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吉拉斯在门的内哥罗，伏克曼诺维奇在波斯尼亚，还有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波波维奇等人分别在塞尔维亚东部、舒马迪亚等地组织游击队。而铁托自己则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他要在那里建立中央根据地。建立根据地实际上意味着否认旧政权。摧毁旧政权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军事的需要。

1941 年 7 月 7 日，比塞尔维亚西部的瓦列沃城附近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正在庆祝民间节日，警察在维持秩序。当警察看到游击队员拿着枪出现时，立刻朝他们射击。这时一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新闻记者在人群中猛地掏出左轮手枪，打死了两名警察，其他的警察都跑了。这一次袭击是游击队与德国人在塞尔维亚第一次公开交手。此后在南全境，游击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当门的内哥罗宣布与意大利合并后，自发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发给武器打击敌人。两天之内，整个境内除三个城市外，都成了游击队解放区，甚至意大利两个师都被游击队俘获，他们的装备得到大大的充实。

在克罗地亚，虽然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搞的民族迫害特别残酷，但是他们遇到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强迫当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谁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消灭肉体。有一个村子正面临着这种威胁的时候，一支游击队派人送了一封警告信给教区的传教士。教士读了信，吓得话也讲不出，加上天热，立刻中风倒地，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死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在城市里，游击队的骚扰弄得乌斯塔沙不得安宁，不是电话被切断，就是小队伍被

袭击。

但是德国人也在疯狂报复，在贝尔格莱德，他们进行了大搜捕，电台每天播送处死的人名，恐吓市民。街上他们竖了 4 座绞架，将绞死的 4 名游击队员吊在上面示众。

中央委员兰科维奇的妻子已经被捕，他本人也险遭不测。

那是 7 月底，兰科维奇等人策划炸掉敌人的电台。这天，他去与电台的工作人员秘密联系。不料此人是个叛徒，当兰科维奇前去与他会面时，预先埋伏的警察一跃而起将其击倒在地，逮捕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斯塔西尼奇的身份证，兰科维奇不肯招认身份证的主人是谁，也不肯招认自己是谁。警察始终没搞清抓到的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听那个电台工作人员说起一个不明来历的人想炸电台。审讯中，兰科维奇一言不发，警察便对他大打出手，最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他晕过去了，当晚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医院在市中心，由盖世太保和伪警察看守。恰巧，米特拉也拘留在这个医院里，她设法把她丈夫的情况写在一张字条里捎出去。

铁托得知兰科维奇被捕的消息，立刻组织营救。营救计划制定出来后，他们组织了一个 40 人的营救队。

第二天上午，营救队员身着便服，每 3 人一组，分别接近了医院。

其中 9 个人押着一名戴着手铐的“犯人”径直朝医院里面走去。医院地形，早就由这里面一个医生画给他们看过。他们装成押送犯人的警探。在大门口没有遇到阻拦。但在走廊上，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游击队员当机立断，一枪将他打死，迅即冲进了兰科维奇的病房。兰科维奇并不知道营救的事，当他听到走廊里一声枪响之后，立刻反应过来。病房内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男护士和 4 名警卫。门被一脚踢开，5 名突击队员举着手枪命令警卫举起手。这时兰科维奇早已从床上跳起，突击队弄清他就是要救的人时，两个人将他夹着带出了病房，其余人在后面警戒。他们没有从来路撤回，而是走到墙边，翻墙而过。街上两名盖世太保见到后，朝他们开火。两名突击队员负伤。其他人过来将盖世太保打死了。按计划墙外本应有辆摩托车接应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来。这时医院附近已是一片混乱。兰科维奇迅速脱掉了医院的长衫，解掉绷带，换上突击队员带来的衣服。这衣服他穿着太小，只好就近找了户熟悉人家重新打扮一番，这才上街，雇了辆车离开了。

兰科维奇历险记在贝尔格莱德轰动一时，战后竟成了各类战争影片竞相模仿的题材。

全国各地，斗争的形势每天都有新发展，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指挥着全国的起义，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公报。所谓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当时只有铁托一人留在一座孤独的别墅里。同志们都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了。外面的消息是留在贝市的兰科维奇等人传递来的。他在贝市卓有成效地组织了情报网。就是从这个简陋的统帅部里，铁托定期发布公报。第一期公报在 8 月 10 日发布，那上面有铁托以缩写名 TT 署名的文章。公报是一张很小的传单，它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从这张小纸片中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正是从这份公报里，人们了解到，祖国大地上的反抗运动有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中心，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