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孤军奋战

自战争开始以来，最高指挥部同莫斯科一直无法直接取得联系。要联系只能通过设在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才能进行。而在战斗紧张的环境中，实际上是很难与共产国际通上信息的。可是在总司令部进入福查之前，电台与莫斯科的联系竟接上了。从南斯拉夫发出的电报以铁托的假名瓦尔特署名，莫斯科的电报署名用“老大”，那是季米特洛夫的代号。联系建立起来后，报务员日夜不停地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1942 年 2 月，他们意外地收到莫斯科一封回电：“最近可能派人赴你处，盼告我机降落地点，为保证安全降落，你们将使用何种讯号？有否飞机用油？”

这真是天降福音，南共领导的斗争一直不为外界知晓，现在他们要来人，简直太好了，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可以得到物资援助了，这是最为迫切的需要。铁托立刻向莫斯科去电：“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制军服材料⋯⋯请在门的内哥罗杜尔米托尔山的扎布利亚克空投，此地已经下雪，机场不宜降落，除非飞机带有滑雪装置，⋯⋯你们不论送来什么东西，都将是极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第二天，铁托又补发了一个电报：“降落地点十分安全，已全部解放⋯⋯坐标是纬度 43°8′，东经 16°48′⋯⋯我们将从 2 月 23 日起开始用间隔 50 米的三个灯火信号

答复你们的 3 发红色信号弹。”

就当时情况来说，哪怕是一点点援助，对游击队都是雪中送炭，游击队的装备实在是糟透了。奉派前去迎接苏联飞机的莫沙·皮雅杰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为了在苏联同志面前不太失礼，一贯不修边幅的他决定给自己备套衣服。然而一无衣料，二无裁缝。他想，我既能画画， 裁套衣服大概没什么问题。他拿了条军毯，在上面画好了衣样。没有剪刀，他用刀子把军毯割开；没有线，他又拆了一双破袜子。新衣终于缝成。他穿了这套新装去见铁托。铁托忍不住笑，问他：“莫沙，你身上披的是什么破烂？”莫沙也知道，这身衣服实在不像样子，只好说：“先不管它是什么，你再给我配顶帽子，这一身就全了。”铁托答应，等有了战利品给他留顶军帽。

莫沙·皮雅杰带着人前往空降地点迎接苏联飞机去了。在积雪的旷野中，他们等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飞机到来。他时刻催问铁托，飞机什么时候能来？尽管铁托跟他一样，也在望眼欲穿，却又不得不劝他， 必须有耐心，事情不是那样简单，并答应再去催问。20 天过去了，铁托仍是这样劝慰皮雅杰。

3 月 19 日，铁托向莫斯科发电：由于缺乏军火，已陷入危急之境， 务请尽力设法送来，盼告是否可能送来及日期。

3 月 29 日，收到回电：正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但技术困难甚大， 请勿期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这些困难，⋯⋯设法从敌人处取得武器并尽量节省现有军事物资。

铁托将情况及时告诉了皮雅杰，再一次劝说他：“你知道，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只要一有可能就会送来。目前你们可以不必值夜班， 并设法向你带去的人善加解释。”

直到 4 月 23 日，已经等了 2 个月了，铁托最后一次去电询问。电文仅一句话：军火是否在短期内有望？

回电是：如前电所述，很遗憾，由于你已了解原因，最近期间你不要希望从这里可以得到军火，主要是无法送达。⋯⋯尽管条件极为艰难， 你们必须继续斗争下去，拖住并打击敌人，直到我们能援助你们。向人民揭露切特尼克确是完全必要的。⋯⋯目前，从政治角度看，你们有着良好的机会通过同南斯拉夫政府的全面靠拢做到这一点。

没有外援的部队弹药很快消耗完了，莫斯科指示南共以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呼吁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停止生产战争物资，停止向希特勒供应原料和粮食，破坏他们的战争机器。南共按照这个指示办了，并把开战以来，南共所有发表过的声明、文章都摘要电告莫斯科。莫斯科不久回复：

在研究了你们送来的全部材料之后，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大不列颠和南斯拉夫政府所以一直怀疑游击运动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目的是使南苏维埃化，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此句电文不清），例如，为什么你们要成立无产者旅呢？显然，目前最基本迫切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反纳粹力量，消灭入侵者，争取民族解放。除了共产党和其同情者外，你们难道真的不能同任何别的爱国者联合对敌吗？很难同意说伦敦和南政府同侵略者站在一边，这里必然存在某种误解。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再次好好考虑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原来如此。看来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来似乎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莫斯科正在加强它同南流亡政府的关系，他们认为流亡政府才是正统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中心。不久前，他们已同意其驻苏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莫斯科不是不支持反法西斯斗争，而是未能充分信任游击队的力量。就是对切特尼克，他们也不认为已经完全投敌，从王国政府的档案中可以看出，1942 年春天，甚至到秋天，莫斯科还希望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米哈伊洛维奇处。莫斯科的意图是通过军援和代表团，将切特尼克拉向反法西斯阵线。因此，在南共与切特尼克闹摩擦时，他们并不想听南共的辩解。这一时期，南共对莫斯科的态度感到很失望，认为他们将自身的外交利益看得比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在南共最困难的时刻不是支持南共，而是去安抚三教九流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