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200年间，执行禁海闭关的政策，并将这一宗旨贯彻始终。但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严格的禁闭只有从顺治至康熙年间的30年时间，其他都是部分或临时的。

除此之外，对外交流基本上是开放的。因此，清代对外继续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通过陆路和海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上进行交流。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不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1684年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门、漳州，即今厦门、宁波和云台山先后设置海关，开放对外贸易。

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

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清王朝便在1757年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只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对禁止出口的，甚至包括铁锅在内。显然，从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

在“尺铁不许出洋”的禁令下，清王朝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均有所发展和提高。

我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繁华富庶。南路的莎车，货物堆积，人流很大，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我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一条南向的传统国际商道，经不丹以达孟加拉。

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尔、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

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入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我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云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道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在西南地区，到18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贸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的马达2000匹之多。

清王朝由于中缅战争而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3年，边境尚有市肆。两国恢复通商后，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我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内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

黑漆运回我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这就是“中国油漆”。19世纪初，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

中越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当时自北部谅山至中部广义的14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

18世纪中叶以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贸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和由村隘旱路出口。

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庯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庯立市。其中驱驴地方，为各处货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还另在谅山镇属之花山添设店铺，招徕商人。

清代和东方邻国朝鲜的贸易，一向以陆路为主。清朝入关以后，维持定期市易的办法。乾隆时期，会宁、庆源每逢开市，商人云集，我国商人前往会宁市易者，一次可达200余名。市上交易的货物，从药材、纸张、毛皮、蔴布到牲畜、农具、食盐、渔产，极一时之盛。

清代和海上邻国的贸易，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印度以东，伊里安岛、菲律宾群岛以西的大片地区。其中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东的南洋地区，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有些地方则出现相对的衰落。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民间很早就有贸易往来。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进一步的增进。当时清王朝为了铸钱币的需要，每年从日本进口大量黄铜，我国输至日本的货物，则以绸缎、丝巾、食糖、药材为大宗。为经营这些贸易而开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

清代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我国商人在17世纪的后半期，纷纷从马六甲转向荷兰殖民势力尚未到达的柔佛、槟榔等地，开辟新的活动场所。

柔佛在马来半岛的南端。17世纪60年代，这里已成为南洋贸易的一个中心。我国商人从国内运来茶叶、烟草和陶瓷器皿，参加贸易的马来亚人不怕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报复，也纷纷把当地的产品卖给我国商人。

到了18世纪中期，参加贸易的商人已由广东扩大到福建、浙江等省；参加贸易的商品，也由茶叶、陶器扩大到蚕丝。在柔佛以外，整个半岛东岸的丁机奴、彭亨和吉兰单，通市不绝。

槟榔是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以北的一个小岛。大约是在18世纪80年代，我国侨民和当地的马来亚人开垦了400英亩以上的土地。这些勤苦而安稳的中国人，从事着几乎所有的手工业和零售商业的绝大部分。

18世纪终了之时，这里的华侨增加到3000人，他们中间，有木工、石工、铁工，还有从事种植的工人。他们为开发这个地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开发南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进入19世纪以后，新加坡在马来半岛的商业地位急速上升，取代了马六甲、柔佛、槟榔，而成为南洋贸易的中心。

新加坡是我国南海通印度洋必经之地。1824年以后，开往新加坡的我国帆船迅速增加，最多一年达到250艘。往来于我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货物，其价值每次都在200万元以上。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

清代和暹罗的海上贸易甚为密切。18世纪以至19世纪初，中暹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继续得到发展。18世纪初叶，暹罗大米开始输入我国。这适应了清王朝的需要，受到清政府的鼓励。

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往暹罗的我国商船，达到18艘左右。从暹罗运来我国的货物，有大米、食糖、苏木、槟榔等，我国运往暹罗的，则有生丝、铜器以及各项杂品，甚至剃头刀，也从广东进口。

清代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主要是居住在这里的华侨进行的。他们经营从宁波、厦门等地运来的茶叶、生丝、药材、纸张、布匹、瓷器和铜器等，有时还从日本运来货物，在这里行销。同时又把越南的货物，如象牙、槟榔、胡椒、燕窝、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运回我国。

进入19世纪以后，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迅速。19世纪30年代，开往越南的清代商船，每年都在百艘以上，共达20000多吨。一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占越南之前，中越贸易维持着顺利的发展。

在苏门答腊和伊里安岛之间的南洋群岛，是我国商人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这一片广大的海域中，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过我国商人的踪迹。其中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是3个贸易集中地。

我国和菲律宾的民间贸易往来，长期维持友好的关系。菲律宾的华侨经济，也不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

我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所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航到墨西哥，受到广泛的欢迎。18世纪40年代，菲律宾的华侨已经达到40000人。在马尼拉的华侨区“巴里安”里，几条街上都有我国商人贩卖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随着清代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

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我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

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我国的同名小说。

大批华侨把我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

《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

在欧洲，启蒙运动者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都感到有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

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

欧洲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政府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启蒙思想家魏源等突破传统观念，开始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及至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更多条件。

[旁注]

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央，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九大沙漠，同时还是是世界最大的流动沙漠。

字喃　越南主体民族京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越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同时，就假借汉字和仿效汉字结构原理和方法，依据京语的读音，创造了这种文字。6世纪开始盛行。后来被拼音文字“国语字”所取代。

《三国演义》　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的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魏源　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湖南邵阳隆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

乾隆帝（1711年～1799年），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他文治武功兼修，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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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化外传时，德国诗人、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歌德接触了中国的艺术、文化和历史。在歌德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中国艺术的评论。

例如他在《罗马教皇的地毯》中写道：“地毯上的针线代替了准绳和锡棒，一切艺术与技术最初都是从这种风格开始的；以同样方式做成的宝贵的中国地毯就在我们的眼前。”

歌德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地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