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域广阔的外交往来

蒙古建立连通欧亚两大陆、衔接三大洋的超级帝国，使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出现了地域广阔的发达景象。

元代在地域上与亚洲、非洲、欧洲的各国建立了多种联系，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商人、教士与使节的往来更为频繁。

元代的对外交流，使我国先进科技成果广泛外传，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在元代，我国和高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曾在高丽王京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监视之责。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机构不变。因此，在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10800卷回国。两国商人、僧侣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仁宗赠给高丽宋秘阁旧藏善本3400多册。

“程朱理学”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带回国去，在太学讲授。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

接着，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这是权溥建议的结果。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使得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脱颖而出。

当时的高丽语言传入中国，元代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

元代，很多高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就侨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学者和僧人，由于他们精通汉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来，有些是私人前来游学。在中国，他们广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1261年，高丽王来到上都，即今北京，随同前往的有国相李藏用。此人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的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代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元代，日本商船来中国的很多。自1305年至1350年，有33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代。元代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1326年，元代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回国。

元代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

当时有许多僧人被邀请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1299年，妙慈弘济大师奉元成宗之命出使日本，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俊宇多天皇召住京都南禅寺。妙慈弘济大师居日本19年，传授禅宗学说，日本称为一山派。

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他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是日本理学先驱。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他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

当时的中南半岛诸国如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元代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元代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

安南也叫交趾。安南国主陈圣宗也遣使报聘，元世祖封他为安南国王。安南在陈朝时，多以儒臣充任使者，派往元代，因而他们得以结识元代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安南国王还遣使入元，请赠佛经。元代流行的杂剧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颇具影响。

1324年，元代使臣文子方出使安南，回国后著《安南行记》，载其国山川土俗甚详。留居中国的安南人黎景高著有《安南志略》一书。

1357年，占城国主遣使元代。次年，元代封之为占城国王。后来元代与占城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进兵侵掠占城。元成宗即位后，下令停罢征南之兵。从此元与占城使节往来不绝。

真腊自称甘孛智，即柬埔寨，很早就与中国交通往来。元成宗初年，元代遣使真腊，随行人员中有周必观，他到达真腊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的当时真腊人民所用的生活日用品，都购自于元代。元时，有许多中国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今柬埔寨人民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暹国又称泰国。1282年，元代遣使暹国，因航路受阻，未至其国。至1292年，暹王遣使携国书至大都。次年，元代遣使者去暹国通好。

1294年，暹国王兰甘亨遣使至中国，元成宗遣使臣回访。此后，暹国与元代的关系更为密切。1300年，暹国的兰甘亨第二次来中国，带走不少的陶瓷工匠回国，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

缅甸古名蒲甘或缅国。1271年，元代遣使奇德托因去缅国通好，缅国遣价博出使元代。1289年左右，缅王的遣使贡纳方物。1296年，缅王又遣其子朝见元成宗。次年，元成宗遣使送缅王之子归国，封其父为缅国王，并赏赐其权臣。

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和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马八儿等俱奉表入贡。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元代。

南海诸国如马八儿、马兰丹、苏木都剌等，皆遣使元代。元代商人在南海的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不少人迁居于南海诸岛。

元代时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曼麦流克王朝，元代人称埃及为密昔儿。

曼麦流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书中除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外，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代的关系等也均有记录。这部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附商舶出海，往来于中国、非洲，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一书，记其所见所亲。其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给巴尔。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是元代的著名旅行家。1341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君主德里算端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他于1342年离德里赴中国。

1354年伊本·拔图塔自泉州启程回国，口述其旅行经历，由算端派书记官术札伊记录成书。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元代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其中有中国的瓷器运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摩洛哥的记述。

在有回回人聚居的城市中，如大都、太原等地，都建有清真寺。元代设立管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的机构。在元代，伊斯兰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文学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火枪手。

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多人。其中一人名包蛮子最为著名，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是由他传授给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的。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参与了伊利汗国丞相拉施特所编纂的世界历史名著《史集》一书。

旭烈兀西征时，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这种情况直至成宗以后才有所改变。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传入中国后，受到元代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1267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创造了7件西域仪象，用来观测天文，元代为此专设有回回司天台。

札马鲁丁创造的7件天文仪器，一是混天仪，是一种多环相套的仪器，用青铜制造；二是测验周天星曜之器即方位仪；三是春秋分晷影堂，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四是冬夏至晷影堂，以定冬夏二至；五是浑天图即天象仪或天球仪；六是地球仪；七是昼夜时刻之器，是综合日晷、星晷的计时器。

当时一直有许多天文工作者在回回司天台从事天文和历法工作。在这里，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自己的日历《授时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朝被广泛使用。

回回司天台历经上百年，它书写了天文研究史上的辉煌篇章，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光亮的一页。

回回医学颇负盛名。元代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治诸宿卫及在京孤寒者。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是广惠司的创建人。回回药物与验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普遍重视，秘书监中保存有《忒毕医经》13部。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等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

尼泊尔著名的绘画雕塑家阿尼哥，受元代帝师八思巴之招，率领匠师80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八思巴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数由他塑造。

制炮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派遣来元代的，他们所造的巨炮即一种投石机，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元军攻破宋朝的襄阳与常州时，多借此种武器。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国与欧洲交往空前发展。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其中，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大约在1265年夏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决定派遣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并以尼哥罗兄弟充副使随行，请教皇能派遣熟知基督教教义、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说他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在扬州做官3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

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于1292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

1295年，马可·波罗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在旅途和在元代定居期间的见闻，整理出版的《马可·波罗行纪》，传播甚广，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

鄂多立克是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著名旅行者。

大约1322年，鄂多立克在广州登岸，他立即被广州密集的人口、繁荣的经济以及港口众多的船只所惊叹。接着，他前往当时闻名世界的刺桐港，即今泉州，在这里，他受到圣方济各会教士的热情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弟兄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

之后他经过福州，越过险峻的仙霞岭，到达了杭州。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北上，先后访问了金陵府和扬州，并在扬州沿着大运河，到达元代的首都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住了孙铁木儿的接见。3年多，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元泰定帝也。

鄂多立克著有《鄂多立克东游录》，在欧洲广为流传，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也派遣使者去欧洲。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道士、大都人列班·扫马与东胜州人麻古思，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得到忽必烈的准许，于1278年带圣旨文字随商队西行。抵巴格达后，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国境内。

1280年，麻古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部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剌罕。1281年，因马儿亚伯剌罕是蒙古人，而被选推为驻巴格达的聂思脱里的总主教，并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

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罗马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联系并进行传教活动。1293年左右，约翰·孟德科维诺渡海来到大都，元成宗接见他，并允许在大都自由传教。

约翰·孟德科维诺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座教堂，到1305年，先后洗礼人数达6000人。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与约翰·孟德科维诺密切相关。

欧洲诸国通过海路和陆路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多次派使臣、传教士和商人东来；中国也派使臣去欧洲诸国，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旁注]

达鲁花赤　大蒙古汗国和大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也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

元仁宗　即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减裁冗员，整顿朝政，推行“以儒治国”政策。死后并未传位武宗之子和世瓎，而是传位其子元英宗硕德八剌。

汪大渊　字焕章。南昌人。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20岁时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后又历经南洋群岛、波斯湾、红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

旭烈兀　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四人同为拖雷正妻唆鲁合贴尼所生，旭烈兀是伊利汗国的建立者，西南亚的征服者。

景教　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唐朝时曾在长安兴盛一时，并在全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

八思巴　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八思巴是尊称。元世祖即位，尊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

元成宗（1265年～1307年），孛儿只斤·铁穆耳，蒙古帝国完泽笃可汗，元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守成局面，但滥增赏赐，入不敷出，国库资财匮乏，钞币贬值。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蒙古名为吾图撒合里。蒙古族。生长于燕京，即今北京。元代政治家。他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产生深远影响，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为元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生于元朝顺德邢台，即今河北邢台。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修订的新历法《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精良的历法，通行3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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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将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俘虏东来，这些人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有大批中亚的商贩和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

在元代的文献中，把这些人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为“色目人”。

色目人在内地的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仍保持原有的习俗，往往在一个地方内聚居，并遵循自己的嫁娶丧葬和宗教信仰。这部分人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