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雪狄雅·露薏丝出生后不久，陈纳德一家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他们定居于台北武昌新村 12 号，离市区只有 20 分钟的汽车路程。随后，陈香梅的姐姐也嫁给了住在台北的理查德·李医生，夫妻俩

都在民航空运队医务部门工作。

陈香梅不想闲着，陈纳德让她在《空运队公报》杂志社做编辑工作。这份杂志已成了一份定期的英文出版物。陈纳德改不了他的打猎嗜好， 他经常同几个朋友一起，到台南去。那里一望无际的甘蔗地里有的是雉鸡和水禽。他的精力仍然是那样充沛，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沿着甘蔗地埂走。

突然，从甘蔗林中飞出一只羽毛五彩缤纷的雉鸡。他眼捷手快，“砰”的一枪，雉鸡应声落地。猎狗乔的后代“法蒂”扑上去，捡回打下的雉鸡，此时忠实的乔已经年老体肥。在台南一些小农庄的附近，有许多池塘，池塘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只野鸭子。

他们在池塘四周进行围猎，当野鸭子飞到一定高度时，所有射击手一齐开枪。空中到处是翻滚的野鸭、羽毛和碎鸭肉⋯⋯

陈纳德带了十来只野鸭子和野鸡回到台北，夫妇俩邀请朋友来吃野味宴。

有一次，谈到钓鱼时，陈纳德说，他在中国没有钓到什么鱼，在台湾更无鱼可言，池塘里养的只是些鲢鱼。

接着，他想起了以前在陆军航空队运邮件飞往西部的年代。在二三十年代，不少部队驾驶员都要干这种差事。

他慢慢啜了一口威士忌，燃着一支“骆驼牌”香烟，津津有味地大谈钓鱼的往事。他说：

“那次我飞的是一架敞盖的 DH—4 双翼飞机，有一台‘自由式’引擎。此前，我曾多次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去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新墨西哥西南边的基拉河周围的田野十分壮观。在多次飞越这个崎岖不平的基拉峡谷时，我曾想降落，并想在河中钓鳟鱼。

“在一个特别晴朗的春日，我再也无法抵挡这种诱惑，将飞机停在基拉峡谷的底部，靠近河边的一条狭长地带。我走出飞机，拿起渔具， 开始寻找鳟鱼。

“阳光灼热，天空碧蓝。我花了几个小时在清澈的河水中捕捉美丽的鳟鱼。突然，我想起得赶快去办完公事。我收起渔具，将一大串发亮的鳟鱼挂在机舱的一个钩子上，以备事后食用。

“当我试图起飞时，突然刮来一阵侧风，把飞机卡在峡谷内，并使飞机的起落架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而翻了身。我的额头上裂了一个大口子，身体倒挂在机舱内，那串湿淋淋的鱼不断拍打在我的脸上。”

“飞机倒没有起火。我将飞机下降到地上，察看损坏的情况。可是， 我无法弄好飞机，因此只好背起邮包，拿起渔具和鱼，开始爬山走出峡谷。

“夜幕降临时，我架起一堆篝火，煮了鱼，随后在峡谷上面一块巨

石之下蜷缩而眠。次日我好不容易走到一个牧场。 “牧场主和他的妻子看到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长着一脸胡子、还戴

着飞行盔甲和墨镜的陌生人，在敲他们的门，而大吃一惊。在弄清了情况之后，他们让我打电话给基地，牧场主妻子还帮我洗了额头上的伤口， 并用绷带包扎好。”

陈纳德边喝酒边开心地笑着说： “那时的确很难使航空队调查组相信，我的飞机会恰好坠落在一条

有鳟鱼的河边上！”

陈纳德对孩子可以说无尽的钟爱。

一次，大孩子克奈尔·安娜患了“台湾热”，病情很危险。白天是好好的，晚上忽然发高热，双颊红涨，冷汗淋漓，起先还哭，后来竟然不作响，这把陈纳德夫妇吓坏了。

医生和护士替孩子注射的时候，陈纳德总是借故走开，说是不忍看见孩子因为疼痛而哭叫。晚上陈香梅催他去睡一会，他说不想睡，直到天快亮了，看着孩子比较安静，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早餐也不吃，说是吃不下去，只是望着孩子发呆。

孩子一连发了两天三夜的高烧。

第三个晚上，孩子服药后，睡下了，陈纳德叹了一口气，对陈香梅说：

“我天天晚上为我们的孩子祈祷，我相信上帝一定听见我的。” “我也曾这样做，我们继续祈祷，请求上帝助我们吧。”陈香梅接

着说。

良久，陈纳德闭上眼睛，默默地坐着。只见泪水从他的双眼涌出， 流湿了他的双颊。

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自从五岁那年母亲去世哭过以后，我未曾再流过泪，如今我方寸已乱，不知怎好。⋯⋯我不知道还会再活多久，20 年后，30 年后，这个孩子将代我来做你的好伴侣⋯⋯假如她有何不测， 太对不起你了⋯⋯”

他说到这儿，已是泪流满面。

第四天早上，孩子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出来了，热度也退了许多， 她弱小的声音中吐出：“爸爸在哪儿？”于是爸爸马上走过来，不停地吻她的小手，吻她的脸——孩子自生病以来第一次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