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绝响

——史学宗师司马迁

司马迁似乎天生就是要为民族历史作见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元年间为史官，即太史令。此后子承父业，“年十岁则诵古文”的司马迁在 37 岁时当上了史官。然而，如果不是此后经历了一段人间惨剧，他的《史记》会不会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要打个问号的。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是很难具备《史记》中那么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的。

公元前 100 年前后，正是汉武帝统治下的汉帝国与南侵的匈奴连年征战

之时。为了击退匈奴的进犯，汉武帝派骑都尉李陵，率 5000 步兵北攻匈奴。

第一仗杀敌数千，匈奴的单于大惊失色，急调 8 万铁骑前来应战，李陵且战且退，单于怕有伏兵不敢冒然追击。不料，汉军中的一名军候官突然投降了敌人。单于知道了李陵的底细，随即将李陵全军包围。这时汉将李广利（汉武帝爱妃的长兄）所率领的增援部队始终没有跟上来。经过惨烈的战斗，李陵寡不敌众，终于全军覆灭，自己也成了俘虏，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下令要诛杀李陵全家。全朝文武见此情景也都随声附和。这时汉武帝问在旁侍候的司马迁有什么看法。性情耿直的司马迁据理进谏道：李陵将士不满五千，转战千里，连战十日，杀敌数千。匈奴举国之兵共攻而围之。李陵将士箭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仍英勇奋战。虽战败而降，是不得已而为之，以臣看来，他会寻找机会报效国家的。

司马迁的一席话还没有讲完，汉武帝便勃然大怒。原因是，由于连年战事不利，而汉武帝又一心想速胜匈奴，却屡屡失败。再者，司马迁言语之中流露出对于李广利的不满，这更是触怒了汉武帝，当即将他打入死牢。

按照汉朝的刑法规定，人一旦定了死罪，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免得一死：要么是用五十万钱来赎罪，要么就是押人“蚕室”施行宫刑（破坏男人的性器官）。由于司马迁是直接与皇帝发生冲突而获罪的，他的亲戚朋友慑于封建专制皇帝的淫威，都不敢资助司马迁，他陷入了绝境。

此时的汉武帝在这件事情上也十分为难。倒不是他珍惜这个小小史官的

生命，而是司马迁是闻名天下的学士大儒，又是在解答皇帝问题的朝议中获罪的，若真的把他杀了，就会败坏汉武帝好文学、喜才士的名声。于是他下令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当时的士大夫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节，汉武帝以为若用暴力手段将司马迁变了性，他为了自己的尊严非自杀不可。这样一来，皇帝既保住了面子，还除掉了一个借修史与自己对抗的眼中钉。但是汉武帝没有想到，司马迁的志向，并不是做一个封建的士大夫，而是致力于将中国那恢宏的历史篇章，以及深藏在历史中的民族精神传承下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这场天才哲人与暴君的较量，以天才哲人身受宫刑，身心遭到极大摧残的悲剧形式，演出了第一幕。然而，就从这时起，司马迁走入了一个人生转折点，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奴仆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逆子。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思想、学识和胆略，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有力的揭露与批判。

司马迁忍受着奇耻大辱活了下来。他终日闭门不出，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撰写《史记》。终于在公元前 90 年，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太史公书》

即《史记》完成了。这部史书整整编写了 18 年，如果算上他 20 岁立志于此，

开始遍访全国，足有 40 年之久。《史记》全书 130 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开篇，直到初汉时期，上下纵横三千余年。其中“本纪”12 篇专述皇帝，“世家”30 篇论说诸侯，“表”10 篇疏理历史发展脉胳，“书”8 篇记载典章制度，另有“列传”70 余篇介绍各阶层人物。这一巨著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一位身体残缺的人，何来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伟业呢？我们可打开《史记》，从他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中去追寻司马迁自己的身影。

司马迁将汉王朝的死对头项羽写进了皇帝才有资格入传的“本记”。他将这个最后败在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手下的楚霸王，描绘成了一位大义凛然的抗暴英雄。虽然最后项羽死了，但这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以人力抗击天命，宁死而不屈，虽败犹荣，赢得了英雄的一生。司马迁在项羽身上融入了自己反暴政、抗天命的思想。汉武帝以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淫威，强施暴刑想压垮一个小小的“中书令”，可是，他不能征服司马迁那高贵的、傲岸的心灵。项羽兵败，司马迁受辱，这可谓“天命”，但人不能在“天命” 的强压下苟且偷生。那拼杀在沙场的楚霸王和在书案前指点天下的天才哲人，有着一样永不屈服的灵魂。

对于一心想致他于死地的汉武帝，司马迁超越个人恩怨，抱有清醒客观的态度。汉武帝一方面带来了汉朝的空前强盛，大振国威，另一方面连年征战也留下隐患。司马迁写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司马迁在《史记》中既为汉朝的兴盛感到自豪，又敢于揭露抨击汉王朝的弊端。这不但体现了一个史学大家的风范，更显示出他超人的胆略。

追溯这位史学家的历程，有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古来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杀身成仁”的壮怀激烈，刀锯之余的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宫刑不仅仅是一种残酷的暴刑，它更严重地摧残了男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念。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可以从他致友人信中的一段话找到答案：“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

脚，《兵法》修例；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30o 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与这些历史巨人进行心灵对话的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事业的庄严与不朽。怀着对民族的一颗赤子之心，对于真理的信仰，对于自由的追求，他用自己的残缺之躯触摸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死的魂灵。在他面前，那些帝王将相不过是一个个匆匆过客，司马迁和他那“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史记》则是一尊永世长存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