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家长和老师

我坐在轮椅上，面对着电脑，琢磨应该写什么、怎么写时，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小学教员，在哺育我成人的同时，也将很多孩子教育成才。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直到长大，家里从未断过妈妈的学生。儿时在家里除了我叫妈妈，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叫老师，自己觉得叫妈妈是我仅有的特权。当我上了学，正好又是与母亲同校。在学校里连叫妈妈的特权也没有了，因为母亲规定在学校见了她只能叫老师。她对我的要求也严格多了。可是教学一向严谨的她，对有的学生倒特别宽容。一天晚上， 母亲在家里批改学生的作业，我凑过去翻看她批改过的算术作业本，发现一个学生的作业错了很多处，却得了 4-分，作业本上的批语中写道：“继续努力，争取更好成绩！”我要是把作业写成这样，得 2 分不说，还非挨罚不可。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微笑着说道：“这个同学因为生病，导致智力上慢一些，不能同你们一样地要求他。他刚刚上学时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困难。你看， 现在他能完成作业，而且也能做对一些题目，这对于他来说是多大的进步啊！ 只要他能学到一些文化，将来也能为国家建设出份力。”

在我们那所小学里有近千名学生，有的班级里有一两位弱智生。大概是因为在 60 年代初北京虽有盲校、聋哑学校，却少有弱智学校，他们只能在普通学校就读。母亲特别关心那些弱智的孩子。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的冷， 那时学校的教室里只能靠煤炉来供暖。我的脚生了冻疮，母亲买回冻疮膏后将药一分为二，一半让我自己进行治疗，另一半带到学校去，天天亲自为那个弱智生治疗冻疮。每到冬天，常常听母亲念叨：“要是学校能安上暖气， 孩子们会少受多少罪呀！”

家长和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幸福地成长，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学业优秀、事业有成、一帆风顺。但是疾病和残疾使人类的健康、幸福和美好的追求罩上了一层阴霾。在中国，目前有 6000 万残疾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在儿童时期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它对于儿童健康成长、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人们希望随着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彻底战胜疾病与残疾，但是这需要时间。人类与疾病已经较量了几千年，而且这个较量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当人类将注意力集中于此的时候，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使那些因疾病和残疾而丧失了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得到康复？要知道，在中国的残疾人数量，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的总和。残疾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道义和文明程度的问题，也切实地关系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未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的问题。

重病十几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残疾对于人生的严峻挑战。这不仅仅在肉体上，更为沉重的是在心理上，这一切的痛苦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感到，残疾人在心理上的康复显得尤为重要，能够做好这件事首先要着眼于素质教育，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这就是我答应为

《素质教育文库》的“挫折系列”写下这一本战胜病残的书的初衷。

有些先天或自幼致残的残疾人，能够在坎坷的一生中有杰出的成就，这与他们在儿童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像埃及前教育部长塔哈·侯赛因、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中国盲人作家郑荣臣等，都是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持续不断地深造，终于学有所成。

还有一些后天致残的残疾人，如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希腊诗人荷马、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中国著名民间音乐家阿炳、当代数学家华罗庚，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不甘沉沦，与病残抗争，调动先前的全部积累，也为文明演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这些优秀的残疾人，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残疾人也能够同健全人一样去创造社会文明，同健全人一道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当我们去探究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尽管他们人生的经历千差万别，有一点却是惊人的相同——他们都具备不畏艰难、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和良好素质。这是为什么呢？病残本身就是一个高温熔炉，艰难、痛苦和挫折的反复锤炼，溶掉的是软弱和失败，炼就的是刚强与成功。当然，这种素质的锻造，同健全人对他们的关怀与爱护也是分不开的。

当我们审视这些人的一生时便会发现，在他们的少儿时代总会有老师的身影伴随左右。良好的教育，正确的引导，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追求光明的火种。师恩难忘啊！它泽披一生，是这些残疾孩子走向成功的起点，是他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15 年前，我遇到了当年母亲教过的那位弱智学生。他已经是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一把拉住我问道：“老师她好吗？我真想她。”

当知道我母亲因患癌症去世多年时，他流泪了。 “沈玮，等到老师骨灰安葬时一定要叫上我，我要再看看老师。”

近些年北京的变化太快了，他的地址我已无从查找。我只能在这里告诉他：“我的母亲，我们的老师，安眠在一颗梧桐树下。那棵梧桐长得很高很大，时常为路过那里的孩子们遮荫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