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部

1840年以后，英、法、俄、美、日等列强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边疆危机四伏：俄、日在东北展开争夺，美、日侵略宝岛台湾，法国在中法战争后打开了南疆的门户，英国在西藏地区两次发动罪恶的侵藏战争，俄、英在新疆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沙俄采用种种手段阴谋把外蒙古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惊呼，呼吁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免除“瓜分豆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晚清时期采取了发展海军、调整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等对策。民国时期，边疆局势仍一再紧张，历届中央政府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加以管理。

面对着边疆地区的危机形势，在爱国官民的推动下，为维护自身统治，清朝也采取一定的措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变动就是应变求存的重要部分。

在中央，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是晚清时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最大变化。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反清革命浪潮一再高涨的形势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并决定改革官制，改动之一就是把理藩院改为理藩部。1907年后，理藩部逐步确定了机构编制，行政首长最初仍称尚书，下设侍郎，1911年5月才改为“大臣”和“副大臣”；仍保留了旗籍、王会、典属、柔远、理刑、徕远六司的名称，司务厅、银库、饭银处和当月处也保留了下来；增设调查、编纂两局，1910年又改为科，合并到宪政筹备处，负责筹备藩属地区的宪政事宜；曾计划设立殖产、边卫两司，但始终未设。理藩部存在的几年间，除了继续履行理藩院原来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职责外，还适应预备立宪的需要，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内容包括垦务、木植、牧场、铁路、矿产、学堂、兵制、台站、疆界、商务等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许多方面。

在边疆地区，清王朝逐步推行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力图通过设省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对于日、俄在“龙兴之地”的争夺，清朝统治者也不能坐视不理，19世纪末就着手调整官制，日俄战争爆发后更加紧了步伐，到1907年正式下诏改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为行省，并设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任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在西北地区，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正式设省，刘锦棠出任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到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全省设4个道，辖6府、10厅、3州、23县；原来的伊犁将军也被保留下来，只不过成为了仅仅主管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军队的军事长官。阿尔泰地区在清前期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沙俄强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后，这一地区就成为了中、俄接壤地带，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1904年，清朝决定在这一地区设置阿尔泰办事大臣，由锡恒以副都统衔出任办事大臣，他到任后提出了开垦荒地、设立学堂、调整驿站、加强边防等治边措施，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定边陲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海疆，美、日相继侵略台湾，中法战争中法军又向台湾、澎湖发动进攻，这使台湾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1886年，刘铭传、杨昌浚奉命会商台湾建省事宜，1887年在台北设立了台湾巡抚衙门，1888年刘铭传接受了“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的人权、财权陆续确立，至此台湾建省的工作最后完成。到1895年，台湾设有三府一州，即台湾府、台北府、台南府和台东直隶州，辖11个县、4个厅。

在西南地区，1904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后，清政府加快了筹划西藏及邻近的川边地区的步伐。1906年，清政府派张荫棠查办藏事，提出了一系列“新政”计划，其中就包括裁撤驻藏大臣、帮办大臣，由朝廷派亲贵大臣为行部大臣总管藏事。因张荫棠很快离藏，这些计划被束之高阁，而后驻藏大臣继续在西藏推行新政，行政机构方面则依照内地各省督抚衙门体制，由驻藏大臣直接掌管全藏政务，裁撤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以加强驻藏大臣衙门的职权和办事效能。也是在1906年，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又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因西藏地方的上层群起反对而未能就职。在东起打箭炉（康定）、西至丹达山、南接云南、北抵青海的广大地区，赵尔丰以武力为后盾推行“改土归流”，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推进，撤销了许多土司，改设府、县、厅、委员，设置流官。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上奏清政府，建议在川边设置“西康省”，但清朝不久灭亡，不但西康建省之议未能实现，“改土归流”的成果也很快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