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

王兴国，1937 年生，湖南株洲人。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等。目前正撰写《青年毛泽东（1910—1927 年）的思想轨迹》。

几年前，就和王兴国一起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过事，再加上京、湘两地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颇多联系，找他谈谈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况且王兴国快人快语，挺爽直。访问人：您在国内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早的，同时也最早系统地研究过杨昌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拜在他的门下，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后来毛又成为杨的女婿。您能具体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王兴国：我们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试图证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从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具体材料，感到杨昌济与青年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于是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立即转入杨昌济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在《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一书的“引言”中，我曾通过对杨氏生平经历及其在湖南思想界地位的分析，指出他“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是起了某种桥梁作用的。”也就是说，他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杨昌济生于 1871 年，1920 年去世。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19 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 撰文发表自己的政见。戊戌变法的实践，使他大开眼界，“以为处此时势， 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1903 年至 1908 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 年考人英国扼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 年夏毕业于北淀大学， 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于 1913 年春返国。1913 年至 1918 年，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 年夏，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及收入其他论文的《杨昌济文集》，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我下面引用的杨昌济的一些话，基本都出自这些著作。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 1913 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外留学归

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春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修身课部分的内容，就是 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14 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由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

《达化斋日记》1915 年 4 月 5 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话情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 年 4 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 21 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 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杨怀中别帐》）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访问人：杨昌济与毛泽东友谊如此深厚，那么他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一定也是很深的了？

王兴国：是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其突出表现就是 1894 年对中国属地朝鲜的侵略和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对此，杨昌济始终抱有警惕。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到，日本人不怀好意，颇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所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 1915 年 1 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他在悼念亡友的挽诗和挽联中曾痛切地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 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等语句。他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其次，杨昌济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

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还被读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东在

《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 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访问人：有的人认为杨昌济的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

王兴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评说，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们对青年毛泽东五四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影响。首先，它使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其次，它引导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对国情的研究。所以，当新民学会中很多成员于 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现在有的论者曾为毛泽东当年没有出洋留学而惋惜，觉得这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并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国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促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且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访问人：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要比“西学”浓厚得多。留在国内的这种选择，您刚才说到，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但这几种理由的出发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充分重视。其实，毛泽东对“大本大源” 的认识与追求，也体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这里也有杨昌济的影响吗？

王兴国：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记录的杨昌济介绍的某些哲学观点。1914 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啻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毛泽东将杨昌济

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杨昌济不仅向青年毛泽东传授了丰富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而且其“贯通大原”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激励着他热烈地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 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信）另外，《讲堂录》及杨昌济的其他有关著作表明，他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杨昌济这种注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不仅在人品和人格上给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伦理学理论上给毛择东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由于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理解，对中国传统礼教知之甚深，又长期在国外留学，对西方伦理史，特别是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他在批判封建道德时，往往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说过：“中国三纲之说， 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抨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 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之中。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所继承，即《（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

访问人：毛泽东是读师范的，师范培养的是职业教师。杨昌济在师范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对毛泽东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兴国：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教育救国论之外，杨昌济其他一些教育思想也曾影响于毛泽东。其一，是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按杨昌济的说法，人格主义者“谓教育宜发达个人之人格，同时宜使个人得能与社会调和之性质。”这一思想与杨昌济在伦理学上主张培养“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的人”是一致的，与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学校之设就是要使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其二，从人格主义出发，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均批判资产阶级学校的“坏处”。杨昌济说：“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收事关于国民之体力甚大。”毛泽东则更尖锐地指出，旧学校“用

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蔑视学生的人格”；“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三，他们认为要使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就必须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之三部。”毛泽东则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只有三育并重，才能达到“身心并完”，这正是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自我实现论”在教育上的反映。

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 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早在 1913 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1920 年萧子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 也提到“以久制胜”，并特别注明“这是达化斋的法门”（《新民学会资料》第 143 页）。

访问人：如您所说，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学、教育、治学态度和修养等等方面部能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有些影响还相当深刻。说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真可谓名副其实。

王兴国：的确如此。1936 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一师学习期间，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对恩师兼岳父的杨昌济始终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

1992 年 6 月 2 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