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澍白

汪澍白，1923 年生，湖南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可称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它的著作还有《艰难的转型》等。

我们是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巧遇汪教授的。采访过后，便熟悉起来。那时， 他正在写他的新著《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微》。他从厦门来信说，天热，只得在靠海边的林荫下工作。

访问人：近几年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但是，很多人对它并不甚清楚，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请谈谈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究竟想告诉人们些什么？这对研究毛泽东有何意义？

汪澍白：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性格，首先就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中国文化，就没有办法了解毛泽东；更谈不上研究毛泽东。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一代巨人，他的文化观及其演变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是推动；有时是阻滞）。尽管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巨大的身影仍然覆盖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思想、性格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实生活。要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和超越毛泽东。否则，有可能让“死的拉住活的”，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访问人：毛泽东早期的文化观是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色，从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 您认为他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恰恰是一种逆向选择。那么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此外，文化观的变化和他以后的曲折演变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关系？

汪澍白：1949 年革命胜利了。从 1946 年算起，用了 3 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非常之快，以至他对主观能动性估计得过高。原先根据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情，准备在胜利以后搞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社会主义。现在看到苏联把东欧一片解放了，东欧国家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希望走在前面，改变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由于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又缺乏自己的一套经验。所以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和照搬苏联模式的作法。幸好当时党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所以在 50 年代初期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胜利。缺点在于急于求成，重破轻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像对《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

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1956 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反对个人崇拜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弱点，他确实想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还提出双百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然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响应号召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他又将“双百”的口号一变而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1957 年的百花园里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

1958 年毛泽东进而在全国城乡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摒弃欧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以“土法上马”为特色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试行向共产主义实现“穷过渡”。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写了一段著名的批语。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未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正是他热衷于穷过渡的深刻原因。这种“左”倾狂热虽然在 1959 年遭到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批评和抵制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反“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到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更系统地提出以“四个存在”“一条纲”（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此关起门来批资批修，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独自摸索“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终至演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一度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著以及苏联

30 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中国古藉。《四库备要》、

《二十四史》以及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演义小说等等，他对这些东西兴趣浓厚。可惜他沉浸于古典文化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候。这样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就越拉越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化观变化，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和世界的历史潮流是逆向的。

访问人：毛泽东急于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理他更应该向西方学习，从他的文化观来讲，他是讲求对中西文化采取批判与融合的，至少也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

汪澍白：他是主张过学习苏联。民主革命时期，他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抵制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己拿不出一个模式来，结果也搬了一段苏联模式。1958 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访问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拿不出自己的模式来，就只能接受苏联的模式。从主观上说来，他一直是想批判与融合中西文化，但没有融合好。

汪澍白：是存在这个问题。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实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是 30—40 年代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各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它也曾较好地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尽快发展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国际工业体系的客观需要。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少弊病。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公式化、凝固化之后， 这些弊病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建国初期，还看不到这些矛盾和弊病。那时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 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看不到阴暗面。待到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所省察，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落后的东西”。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但提出了在经济上注意， 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强调要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基本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 1957 年反右以后，他滋长了骄做情绪与个人专断的作风，1958 年的“大跃进”是“土法上马”。本来就割断了与欧美的联系，现在又摒弃了苏联的经验，随心所欲地办事，自然会乱套的。

访问人：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 对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有局限性。

汪澍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融合和发挥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在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当然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历代兵家韬略与农民战争中的丰富经验。曾国藩在

《家书》中曾经描述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 顽钝诡诈，揉来揉去。”又谈到他与捻军作战的遭遇：“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总结出来的经验。毛泽东早年就阅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待到他亲自领兵进行反“围剿”战争时，太平军与湘军双方的经验自然都成为他作战艺术的参照系了。这些东西对他战胜蒋介石是很有用的。

1949 年革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惜他事实上并没有照着做。1957 年反右，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把不少内行人打成“右派”。红专辩论，又把许多老老实实学经济工作的人插上了“白旗”。“大跃进”时， 他用搞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访问人：我总是想毛泽东为什么不那么喜欢读西方的书，这也许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

汪澍白：毛泽东年轻时，对现代科学就不那么感兴趣。他所喜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笃信“心力”的作用。1917 年 7 月，他在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者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这些话，把他的个性表现得很充分。

建党以后，当着几次错误路线统治党中央的时候，他的个性受到压抑， 但他往往能以异乎寻常的韧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充分圆满地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把党从极端危险的局面下挽救过来。遵义会议过后，特别是延安时期，逐步地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那时在组织上能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和维护党的团结。在理论上，能虚心学习，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苏联哲学著作。当年写的许多论著，内容都很深刻，至今读来，仍然感到很能启发人。

建国以后，他一方面号召向苏联“一边倒”，一边又感到斯大林模式对自己是一种束缚。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解除了苏联模式的束缚。1958 年成都会议的讲话，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痛快是痛快，但脑子有点发热， 脱离客观规律，结果带来三年困难。刘少奇“大跃进”时也很热衷，到经济困难时，有所反省和改正，毛泽东就感到不合拍，担心要出中国的赫鲁晓夫， 终于导致后来的十年内乱。

此外，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出洋留学过，这自然影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但反过来问，为什么他组织那么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他自己却没有出去，这又与他的个性有关，与他的文化性格有关。我们不能夸大个人文化性格的作用，但也不能小看它。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性格之所以值得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1992 年 4 月 18 日于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