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石仲泉 1938 年生，湖北江陵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科研局局长。主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和《毛泽东研究述评》等，主要著作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

他的工作、著述颇忙，或是室里、或是外出。忙归忙，还是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刚好是党的生日，我们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要建立“毛泽东学”

访问人：这几年您一直在倡导要建立“毛泽东学”，这个问题的提出，你是怎样考虑的呢？

石仲泉：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是在 1989 年写《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前言时。我想，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政治上来考虑，当然这是需要的，但也应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更有利于毛泽东的研究，并使这个研究走向世界。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毛泽东学”要比其他相关说法更好呢？

石仲泉：这里要说明几个问题。首先，我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可简称“毛学”），丝毫没有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意思。从意识形态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含糊与动摇，这点要明确。其次，政治上的坚持与科学上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又有密切联系。从科学研究而言，它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甚至还要起某种服务作用。这是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是一门科学，毫无疑问对它要加深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够了，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继续研究。就开展研究而言，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也不是为了要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也是需要明确的。第三，提出建立“毛泽东学”，不仅不是要削弱或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恰恰相反，是为了更有利加强和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因为它涵盖面广。平时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往往局限在毛泽东的思想方面，生平活动就不是其主要部分了。而且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他的早期部分，只能作为他正确方面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他晚年犯的错误只为以后偏离的陪衬来研究。不能不说，这样的格局和思维定势影响对毛泽东的全方位的研究。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提出“毛泽东学”来开展研究，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因为作为“毛泽东学”我们既可以研究他的思想，也可以研究他的生平；既可以研究他正确的，也可以研究他错误的；既可以研究他晚年的，也可以研究他早期的；总之，统统有关毛泽东的，包括对毛泽东研究的研究，都可以容纳在“毛泽东学”里研究。当然，现在不一定有统一的看

法，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毛泽东学”已经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了。不管是否同意这个概念称谓，其研究是全方位的展开，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时间长了，“毛泽东学”的说法自然会流传开的。这个概念终究会被承认的。

访问人：我很同意您的观点，但要真正建立起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我想请教一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呢？

石仲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能经常出现的，是要隔一段时间才会有的。不管他晚年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错误也是个社会现象，是历史现象，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所以我们应当对他的错澳抱着分析的态度，从中去借鉴，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研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错误，深挖他犯错误的根源，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正确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如果对他的错误不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是负面性质的）来对待，不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来研究，而是简单地像倒脏水那样地加以否定，那结果将是另一个样子。正如像在某些国家所发生的，把错误单纯地归罪于某个历史人物，把这个人一棍子打死就算完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宣泄是没完没了的。其结果就是不断地追究责任，不断地否定历史最后变成了全盘否定自己。

我国这么多年能稳定下来，能不受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大气候的影响，除了改革开放的路子正确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态度，用《历史决议》的形式，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尽管也经常冒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精英”们不断地要否定毛泽东，但都被挡住了，遏制住了，没有形成大的气候，造成大的思想混乱。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历史决议》虽然做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但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和毛泽东发生联系，产生怎样看待毛泽东的问题。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反映在新时期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这是我目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党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上要出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对待。从前一段来看，发生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方面，一种倾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倾向在个别出版物中是有反映的。另一种倾向是以毛非邓。动乱之后，这几年大家都在反思过去，包括苏联、东欧发生巨变逆转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种反思是必要的。小平同志也在反思，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因此要继续坚持，强调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南巡谈话可以看成是反思后的新认识。但是有一种观点通过反思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不抓阶级斗争了，不讲反和平演变了，偏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看法虽然不可能公开谈论，但明里暗里还是有的。对南巡谈话，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就与这种看法有密切关系。所以我认为，当前研究毛泽东

也好，研究邓小平也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把毛邓关系摆正确，我们党、我们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就可能发生问题，不是这种倾向就是那种倾向，左右摇摆，极大地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党的思想方面也将会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各种观点都有，请问您是怎样看的。

石仲泉：首先要承认他伟大的一生是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尽管他晚年发生严重错误，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从其主观愿望说，他还是想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如果放开视野，从宏观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28 年的民主革命是他对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里怎样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探索时期。在我国当时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我国搞民主革命，马列主义的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我们党去研究去探索，所以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 22 年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阶段事实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准备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探索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建国后头 7 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40 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 1955 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得的成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第三个时期：是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时期，即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1957 年 10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之前。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这时是毛泽东建国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富有成效，有很多很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

第四个时期：从 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到 1966 年“文革”爆发前，

有 9 年左右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发展的阶段。就是说不断地犯错误，又不断地纠正错误，曲折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反复大，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错发展，比较复杂。在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错误当然不好，没有彻底纠正错误是个遗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发现错误，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作某些纠正，使损失尽量减少，把错误的势头加以遏制，这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认为他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值得肯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那就太简单了。正像救火一样，投有把大火扑灭，但火势越来越小，造成的损失就要少一些，就减少损失而言，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包括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前期这 9 个月，尽管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路线问题，但是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肯定他一些好的思想，不要不加区别地和其他犯错误的时期一样看待。再如从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通过八字

调整方针，到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前也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如果我

们对他在这 9 年左右时间的思想轨迹进行描述的话，大体是“S”形的曲线。

1957 年 11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是他由指导思想的总体正确走向错误的一个关节点，这就是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次郑州会议后 9 个月纠正错误，庐山会议后期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又犯更大错误，八届九中全会再纠正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后又犯错误。在这里，八届十中全会是他的思想变化的又一次关节点，其指导思想开始定型化，基本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即认为通过 10 多年的摸索，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要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就搞四清，不仅农村槁，城市搞，还要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发动“文革” 也就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他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接受了“大跃进”、庐山会议的教训，把抓阶级斗争局限在县团以上干部层，没有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去冲击经济建设。这样也就保证了八字方针在“文革”前能够得到贯彻，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在 1965 年、1966 年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基本达到 1957 年的发展水平，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 1957 年，使全国经济出现复苏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势头。

访问人：我感到您的观点和有些学者不同，他们认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从 1957 年反右派时就确立了。

石仲泉：我认为这种观点讲的不准确。因为从毛泽东的思想情况来看，是一步一步地并且是有反复地向错误方向走去的。1957 年他提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涉及经济领域的建设，搞“大跃进”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想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呢！只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抓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犯了“大跃进”的大错误。后来在 1958 年底的武昌会议上，他才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分阶级的问题，1959 年庐山会议进而提出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 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又慢慢地纠正错误，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绷的那么紧了。由于在困难时期，政策放宽了，“休养生息”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毛泽东看来，是刮起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于是在 1962 年的八届十

中全会上才从总体上加以概括和抽象，随后在 1963 年的“四清”文件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访问人：“文革”大概就是第五时期了。

石仲泉：是的。这个时期也可以说他是在探索，但是不成功的探索，是失败的探索。

访问人：我感觉您这样概括问题，是首先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石仲泉：这一点必须肯定。他还是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在他看来苏联等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化之后，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他思考的更多。不过他的思考、他的探索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在错误路线上进行的探索，所以造成的

危害就比较大了。

访问人：从毛泽东投身革命到去世，您认为他的一生都是对社会主义追求探索的一生，并且提出不少好的思想。您是否归纳过他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大体有哪些？

石仲泉：我在去年底写的《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一文里，曾把他在这方面的好的思想归纳为 13 条①，最近通过研究，我想还应该再加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些都属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的理论贡献。因此，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归纳出十六条。

访问人：这十六条是您概括的毛泽东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那么他在这方面的错误您能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到“文革”时期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访问人：您关于超越社会发展的空想论和有空想成分这两种提法有区别吗？

石仲泉：没什么区别。空想论是十三大提出的。空想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或乌托邦，对毛泽东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不同意。因为那是讲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性质，而不是讲的错误部分。就整个思想体系言，毛泽东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这已有如前述。十三大讲的空想论是指他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而言的。比如说，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他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品位越公、越纯越好。不仅个体所有制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小集体所有制他也不满意，要搞大集体。所以初级社还没有巩固就要搞高级社，高级社没有巩固就要搞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不行，还规划在若干年后要搞全民所有制。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断地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孤立地要求改变所有制。他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这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的。因为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说是落后的生产力，需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太急了不行。在分配问题上也是这样。此外，不顾我国实际情况，过早地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片面强调发扬风格和精神鼓励，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这也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实现了三个超越

访问人：我一直在想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而又具有悲剧性的人物。说他伟大，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了辉煌成绩，而这个成绩又是他同时代人都不能比拟的。说他具有悲剧性，是他在建国后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尤其 1957 年以后，“左”的思想不断上扬，到“文革”时期误入歧途，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使我想到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套崭新的观点。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在实践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有人说，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唱的，下篇是邓小平唱的。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① 见 1992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第 29—30 页。

石仲泉：邓小平在新时期有很大的功绩。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我们党前进的航向。开始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讲，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具体说来，我认为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了个人本位的“自我”。千百年来，“自我”都是以个人为本位来认识的，也是用其来审视历史的。小平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他在处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完全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民族利益来考虑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尽管在“文革”中，他本人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更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相反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比较厉害，否定毛泽东的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结果，越来越清楚的表明，对国家起到了政治安定的作用。这对他个人来说是超凡脱俗，是思想的净化。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访问人：从我们党当时的情况来看，小平本来可以当第一把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恐怕也是难于找到的。

石仲泉：老了就让位，率先传、帮、带，这是他的伟大风范其实那时他的精力还很充沛，也不是不能胜任。他主要是从党的事业要后继有人这个伟大眼光出发，不希望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很不容易。目前很多人对这点还认识不清楚，对它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访问人：请您谈谈第二个超越。

石仲泉：第二是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神仙，尤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他的崇高威望，特别是“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如何克服他的错误，把全党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批判两个“凡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做这件事情。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区别就不可能摆脱他的错误，也不可能坚持他的正确思想。过去我们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正确的思想搅和在一起的，一说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感觉毛泽东思想没办法坚持，是邓小平把这个结解开了。他以一个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大胆、坚决、毫不留情的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但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外国的或历史上的一些旧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定势来套，总是对这个问题理解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是我党的特殊党情。这不完全是一个理论和学术问题，首先是政治的需要问题。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总汇，而是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面旗子，就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包括进来指导党，所以就只能是正确的东西。历史已经表明，由于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认识基础。也只有否定了“文革”，才有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才有十三、四年这样生机勃勃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我

们说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并不在于它提出了不可变更的三条五条原理、原则，而在于它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修正过去的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原理来创造新的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才能具有活力，永葆其科学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像中共这样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党，能保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没有说要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这个问题。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路，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摒弃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也摒弃了超越我国历史发展现阶段要求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这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当然认识总是有个过程，应该允许看，但这个理论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我们要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的话，就应该把小平的这些重大的理论都包括进去，否则就不完全。

访问人：那么您对南巡谈话如何评价呢？

石仲泉：这是我正要讲的话题。南巡谈话表明，小平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他过去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南巡谈话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发挥的理论作用，我在这里冒叫一声，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新民主主义论》。

访问人：60 年代，一些省委的领导同志曾写报告给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如何搞无所遵循，建议毛泽东写一篇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大文章。石仲泉：对，毛泽东很想写。他 1958 年就提出过要发展马克思，超过马

克思。这是在 1958 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1959 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不能躺在老祖宗的书本上，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了，仅仅靠《实践论》、《矛盾论》，不写出新的著作是不行的。到 60 年代初，在一些小的范围里他讲得更多。当时全国掀起了学毛选的热潮，他说感到惭愧，这都是些老古董了，很想写点新东西，但自己老了，精力不济了。他始终想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不当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摆脱行政事务干扰，着重考虑理论问题。但他没有完成这个遗愿。他在晚年槁“大跃进”、搞“文革”，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实际上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任务由小平同志接过来实现了。如果说小平在南巡谈话以前的其他

文章和谈话，对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谈的多是单个专题性的问题，那么南巡谈话则是综合性的，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和总结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理论价值，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很多基本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比如：从路线到重大方针，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抓重点到两手抓，从基本的方针政策到领导工作方法，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目标、革命的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前途等等，但还没有一篇完整的文章进行总结。毛泽东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可以与此相类比。小平的南巡谈话是新时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小平同志的思想确实已升华到新的高度，是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历史将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要指出，正因为小平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使一些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接受不了。这需要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帮助“换脑筋”。

访问人：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感觉人们对谈话不能接受的程度比对其他的谈话更多，困惑不解的程度也相对多一些尤其在高速度和姓资姓社问题上，不少人表示担心。

石仲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几年小平同志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在原来的框框里打转转。总是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小平思想完全叉土立起来了。对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把他一贯正确的东西和小平的主张进行比较，而往往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当成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或者说把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某些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现在看来就不再正确了的思想来参照，所以形成对立。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尽管《历史决议》已作了明确论断，但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或一些过了时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一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东西当成正确的来看待。既然毛泽东的东西姓社，邓小平的思想就自然姓资了。这个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小平的南巡谈话。事实上这样理解问题是对小平南巡谈话的曲解。

访问人：那么请您谈谈怎样理解小平的南巡谈话才算正确呢？

石仲泉：首先应该肯定，小平的南巡谈话的实质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的谈话，一方面重点在讲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讲了要扼制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强调政权的作用，还谈到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说南巡谈话的前三个问题是强调改革开放，那末后三个问题则是着重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南巡谈话既是鲜明的重点论，又是全面的两点论，不能搞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完全可以说，它是坚决捍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

访问人：谈到这里，您是否能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再比较——下呢？

石仲泉：可以的。比如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思路来看，撇开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不谈，他们两人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思路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并取得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才闯出了一条全新的成功之路。同样，小平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理论。小平说得很清楚，他读书不是很多，但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过去打仗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那就什么也不可能搞好。这也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当年参加革命也是这样，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对别的印象不深，也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因为宣言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他得到了“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果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这表明当年的毛泽东也不把马列主义看作玄奥的教条，而是抓住了它的精髓，抓住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的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搞革命的具体方法，把它提高到思想理论上来认识，也是符合当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其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从这点说来，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对立问题（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时的情况）。

访问人：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当人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要注意从根本点上、从宏观上来把握分析，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容易目光短浅，陷入泥潭。说到这里，我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能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渊源吗？

石仲泉：从根本点上看是可以的。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这是南巡谈话很重要的突破。这个观点，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没有直接谈到，他不可能产生这个思想观点。但是毛泽东在 1958 年讲商品生产的那些话，认为商品生产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和资本主义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乖乖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思想是很好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商品生产换成市场经济来思考，同样的，它也不是某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跟谁结合就为谁服务，其思路是完全相通的。计划问题也是一样。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曾批判过计划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计划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计划做得好是反映了客观的情况，计划不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在 1958 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乱套了，没有任何计划可言。我们搞计划经济，其计划经常不符合客观市场的实际需要，这样长此以往，生产能高速高效的发展吗？这是；日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毛泽东并不迷信计划，这是可取的；但他有时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导致“大跃进”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小平是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积极的一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上台阶呀，要敢于试验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访问人：最后，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您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吗？石仲泉：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对南巡谈话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它放

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抓住了它的基本精神，就能正确把握毛泽东和邓

小平的关系。邓小平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否则，出现某种反复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小平新时期思想的关系，包括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也要做好这篇文章。只有这样，对毛泽东的纪念才能有新的思想高度，也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1992 年 7 月 1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