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

于光远，1915 年生，上海人。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 年到延安，1941 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有大量论文及专著。近年来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书。

出于我们的意料，今天这位经济学家没有涉及什么理论问题，而是轻松地叙述了他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回忆。

访问人：去延安的时候，您还是个青年吧？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印象吗？于光远：我于 1939 年 7 月下旬到延安。印象深的是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

1939 年 12 月 9 日那一天，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会，时间是在晚上，会场设在中央大礼堂，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作整风报告的那个礼堂。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了，虽然党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并不知晓，但是都知道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的心目中是绝对高的。还是在抗战前的北平，只要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的文章，没有一篇我不细心阅读。后来我又在武汉《新华日报》上读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

《论持久战》。这些著作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机智的语言更加强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那天我听说他会出席这个青年的集会，将要发表演讲，我就想象他演讲时除了会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会有怎样的表情、风格和技巧，有心注意研究这一次他演讲的特点。

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讲话。除了“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李昌作了如何继承“一二·九”精神、积极参加抗战的报告外，还有王明和别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讲话很口语化，语言很朴素，不加什么修饰，仿佛是在跟一个人谈话，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不用什么雄辩术，而是靠对事物透彻深刻的理解，就把听众说服了。他讲的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但是越回味越觉得他的确讲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而且他讲话很风趣，有幽默感，听的时候一点不吃力。他的确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在宣读什么文稿。如果是文稿，人们就会想，何必去听，不如去看稿子。而听他的演讲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那次演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论点是，他把“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比较，说它们都是为一次伟大革命作了准备：“五·四”为 1925 年的大革命，“一二·九”为抗日战争。又说“五·四”和“一二·九”都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把“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北上并提，指出了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我虽然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但我并没有理解到它有这么大的意义。听后豁然开朗。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后来刘少奇也著文强调过。

访问人：您刚才说到，到会讲话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的演讲风格怎样呢？

于光远：在那个会上王明也讲了话，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会上，当王明讲话时，我对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的演讲作了一番比较。论文章，我是先读过毛泽东的，后来才读到王明的，而且一比就感到两个人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论见面，我在长沙局青委工作时就在王明的领导之下。抗战前在北平，抗战后在武汉，都有人对我宣传说王明的口才如何好，演讲如何精彩。可是有一次在武昌昙花林听王明演讲回来，我和蒋南翔走在一路，我俩议论到，王明演讲很讲求词藻，注意演讲技巧，但是很浅，讲给中学生听听还可以，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了觉得没有东西。这次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又把他同王明的演讲作了比较，更觉得自己过去对王明的演讲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在听这次演讲前不久我开始记日记，我把这种比较详细地记在了日记中。

在我这次对毛泽东和王明的演讲作比较时，我对王明曾犯过“左”倾错误还毫无所知。我那么分析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因为在日记本上我发表了许多这类对党的领导人的议论，所以在整风开始时，我为了对党表示忠诚，把它交给了组织。因此现在也就无法引证日记原文了。

访问人：您跟毛泽东有过直接的接触吗？

于光远：刚到延安的人都有一个心愿——见到毛泽东。我去延安时，毛泽东才 44 岁。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出席延安的各种集会。有一回我翻了翻延安

《新中华报》，发现每个月他都要出来作几次演讲。那时群众要见到他并不难。我到延安不几天，在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上就召开了一次人数很多的“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收入毛选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会太大了，我站在远处没有看清楚他。这是 1939 年 8

月 1 日的事。在这个大会前十来天女大开学和在这个大会后十来天边区学联开代表大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当时他和群众的联系非常密切。那时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到延河边结伴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谈话，或者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毛泽东也常去散步，我就在河边遇到过他好几次。他散步通常只有一个警卫员陪着。有时我看到他和别人打招呼。有两回我都想走近他，跟他握握手。我相信，当时如果我那么做，警卫员不会阻拦，毛泽东也不会拒绝和我握手。不过我还是没有那么冒昧从事。我已经见到了他，听过了他的演讲，我并没有什么活要对他说，也没有什么问题要他解决，因此我没有利用那样的机会去接近他。

我真没有想到，到延安只有半年，我就有机会坐在杨家岭他的窑洞里，离他很近，可以仔细地端详他的容貌和表情，听他讲话，握到他那肥大的手。

我去杨家岭，为的是同屈伯川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 的筹备情况，请他出席二月初召开的成立大会。我们按时到了那里。那面窑洞很平常，窖洞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一张书桌，桌旁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另外两把椅子和一张茶几靠窑壁。书桌上放着文具、纸张和文件。我们进去时，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写字。我们一进去，他就停下了。屈伯川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他答应到时候去，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先我们想他很忙，谈完了正事就走，没有想到他很从容，听完了汇报，又向屈问起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他关心王人美能不能来延安。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王人美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之类的事。屈也真能够讲出一些这位电影女主角的情况。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简单地补充了屈的汇报。我估计那次我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我倒是观察了他近一个小时。

访问人：很多人都曾讲到，在延安，毛泽东与人交往十分随和，有时甚

至不拘小节，您觉得呢？

于光远：有一次，我见到毛泽东大笑，笑得很开心。时间是 1940 年 6

月 21 日，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的一面特大的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的第一次会议，带有开幕式的性质。延安新哲学会是 1938 年下半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去延安，因此不了

解这个会发起、筹备和成立后工作的情况。到 1940 年 6 月开这个年会时，中间已过了一年多。开这个年会时，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洛甫、朱德都参加了。到会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有何思敬、艾思奇、郭化若、和培元、周扬、陈伯达、杨松、张仲实等不少人。在我的印象中有三、四十人，后来听说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是何思敬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会的。这是我参加延安新哲学会的第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许以后这个会就没有活动过）。引毛泽东大笑的原因是，延安新哲学会的重要负责人（我不知道他的职

务名称）何思敬致年会开幕词时，一开头便讲：在这个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会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成绩首先表现在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著作。

他一讲，大家就笑开了，他越是一本正经，大家也就越觉得可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领袖也可以这么笑吗？再一转念，领袖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同常人一样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呢？

大家都笑，只有两个人不笑。

一个是何思敬。大家那么笑，他有点发呆，似乎他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大家笑，为什么毛泽东也笑。他还是照着他准备的稿子讲下去。

还有一个是艾思奇。他预定在何思敬致开幕词之后作会务报告。也许在他的“会务报告”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何的开幕词讲槁大概他也看过，他也笑不出来。后来我慢慢地熟悉了艾思奇的性格，他平常也偏于严肃不常笑。当时，我也是跟着大家笑得很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建国后，我在中央宣

传部工作，常常遇到要我写理论工作总结这样的事情，也就常常遇到应不应该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写到总结里去的问题。我常常为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在我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之后，当时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延安的纬度虽然比北京低两度，夏至的白昼还是很长的。这次新哲学年会下午 2 点多钟开始，散会时已经 7 点左右了，天还没有黑。会后聚餐，聚餐的地点就是文化沟口才开张的“胜利食堂”。50 余人如果都去，就得五圆桌，胜利食堂似乎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吃饭的人只有两、三桌。毛泽东也去了。一就座，我发现我同毛泽东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而且我紧靠着他，在他的左首。那次入座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人做什么安排。

在延安吃饭，一般干部都是自备两个大碗：一碗盛米饭，一碗盛菜，并且在胸前左侧平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插一支勺，那时，即便有很少数人吃小灶饭，也只是比一般干部好一些，两菜一汤而已。因此到馆子吃饭，自然是最高档次了。不过“胜利食堂”的烹饪水平只相当干今天北京街头的小饭馆的水平，有一点特色的是，在那里有一道甜食，那是用鸡蛋、面粉、白糖和食油制作出来的，吃起来一不粘碗、二不粘筷。三不粘嘴，延安人叫它“三不粘”。我看那天毛泽东的胃口也很不错。

坐得那么近，说话就很方便。他详细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学历、专业，是否党员，在延安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并且跟我讨论哲学问题。

访问人：在这次“会面”中，你们谈了些什么？

于光远：在那天的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的抗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在发言中讲了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的形态、过渡的时期的一般哲学上的道理。我的这篇话引起与会同志的注意。因为 1939 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

了相持阶段，毛泽东也以《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 1940

年 2 月发表过文章。因为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讲了量变引起质变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我讲了过渡的问题，也举了一些自然界的例子。我讲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与会的人除何思敬外，别的人大概都不认识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也很注意我。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我讲了一些哲学家既要学社会科学，也要学自然科学的道理。这次餐桌上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试。对如何看这个相持阶段问题，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我的看法的意见，我自己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之后，也没有再思考过这个问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需要作更加认真的考虑，看来毛泽东对一个只有 25 岁的青年也就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到过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能够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谈话的人不会多。我得到这样的机遇，真是“三生有幸。”

1992 年 7 月 23 日于北京